通过对非主权数字货币产生与发展现状的简要回顾，尤其是脸书(Facebook)正在研发的“天秤币”(Libra)及其未来应用对各国法定货币乃至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去中心化”乃至另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趋势发展，正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全球主要央行加快研发主权数字货币以赢得数字货币体系竞争的主导权。中国正在引领基于人工智能革命引发的金融生态变革，结合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发并试点推出的数字货币，有望在21世纪的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竞争中脱颖而出。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外生变量，在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等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市场主体的交易习惯。作为对数字经济生态的适应性安排和趋势性把握，一些有实力的央行加快了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度。

一方面，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英格兰银行，在2020年3月12日发布的《央行数字货币：机遇、挑战与设计》讨论报告中，通过对数字货币方案、机遇与风险、平台和目标的设计原则、技术选择以及数字货币对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等介绍，向本国和全球呈现出英国对数字货币的最新理解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全国货币金银和安全保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进一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4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课题研究小组发表专题文章称，将规范发展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促进金融服务转型发展，推进我国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DC/EP)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金融科技领域的工作进展，在坚持双层运营、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人民银行基本完成了法定数字货币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预计将在完成内测的基础上，在国内试点城市进行相关场景应用，并在条件成熟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备受关注的美联储，也表示了正在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因在2019年6月发布“天秤币”(Libra)白皮书而引起全球高度关注和巨大争议进而受到监管抵制的美国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其旗下的Libra协会于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4月15日发布了新版Libra白皮书。针对外界特别关注的监管问题，更新后的Libra项目引入了大量合规设计，拟提供单一法定货币稳定币的选项，以使Libra支付系统与本地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顺利集成;并通过启用新功能、大幅度降低成本和促进金融包容性来对现有货币进行补充。鉴于Facebook旗下三大社交产品的合计用户人数高达27亿，其原拟推出的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整套数字化金融支付体系，既可以涵盖面向个人用户的在线支付，也可提供面向全球跨区域的转账结算服务，并可在加密货币与主权法币间自由兑换，因而早已不局限于一般的金融基础设施概念。如果美联储与Facebook之间能就Libra架构中的某些核心关键问题达成一致，则全球货币与金融生态将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全球数字货币的产生及其蕴含的货币金融学逻辑

自2009年比特币创立以来，比特币引领着加密货币的发展，加密货币呈现快速发展之势。相关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4季度，全球加密货币钱包用户接近4500万。目前，比特币网络上每天进行着30万到40万笔的交易，日转移价值在10亿美元左右;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网络的累积总交易数量已超过31亿笔。全球支持数字货币的自动柜员机(ATM)数量已接近7000台。其快速发展之势值得高度关注。

有关比特币的讨论很多，一般认为它是2009年由中本聪(匿名)创始的一种网络虚拟货币，其具有支付系统加密、交易透明化和支付全球化等特点。而支撑这些的是被称为“区块链”(Blockchain)的基础性技术。区块链是以比特幣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体系的核心支持技术，是具有唯一性、可防伪的分布式记账技术。其突出特点是运用很多加密算法、共识机制、时间戳等技术手段，在分布式记账系统中确保各种状态的唯一性，从而实现不依赖于某个信用中心的点对点交易、协调和协作，能阻止非法复制。通过使用区块链，各市场主体之间可建立合同，并规避欺诈事件。

不过，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将其定性为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因而其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至于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Global Stablecoin)，则不仅具备了货币的某些属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金融资产的属性，可对一国货币主权构成威胁。

有关数字货币尤其是法定数字货币的定义、属性、内涵及相关经济与金融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各国货币当局、国际组织等对此展开了研究，不过迄今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也谈不上权威定义。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是最早关注数字货币的金融界权威人士之一。按照周小川的理解，数字货币是由央行发行的、替代实物现金、增加交易便利性的数字性货币。而在周小川的倡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从2014年即开始研究数字货币，是全球最早进行数字货币研究的主要央行之一。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并在部分实力雄厚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的支持下，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以期在保持实物现金发行的同时，发行以加密算法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无论是首任所长姚前还是继任所长穆长春，他们对数字货币的理解均较为深刻。姚前在其数字货币论著中，全面梳理了数字货币的发展与技术基础，既对私人数字货币进行了概念界定，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定义与属性进行了界定，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数字货币的经济机理与内在逻辑。他由此将法定数字货币定义为由中央银行发行，采用特定数字密码技术实现的货币形态。与实物法币相比，数字法币变的是技术形态，不变的是价值内涵。本质上，它仍是中央银行对公众发行的债务，以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第二任所长穆长春对数字货币的理解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其功能属性与纸钞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数字化形态。此外，谢平等人也对数字货币的本质属性等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与研究。

尽管有关数字货币的确切定义迄今没有形成，但关于数字货币的认知与理解，国内也有一些共识，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数字货币是21世纪以来人类对货币型态或曰货币存在形式的最新探索。以比特币为代表的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出现，是信息技术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最大区别在于支付方式的不同。分布式账本是目前数字货币支付清算的主要方式。

(二)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出现与发展已经对法定货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正在孕育中的全球稳定币，由于可以依托现有大型或跨境客户群进行迅速扩展乃至实现全球或其他实质性覆盖，且有能力充当支付与价值贮藏的手段，将可能对既有主权货币体系造成冲击。而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加密资产，全球稳定币在很大程度上未经严格测试，存在重大风险或漏洞。稳定币开发者应努力确保稳定币生态系统的设计符合公共政策并安全有效地运行。

(三)面对比特币等不断涌现的非主权数字货币带来的挑战，同时也为了适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正基于区块链等技术积极研发数字货币。从中长期来看，这既是一种趋势，也是应对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竞争的必要条件。

从货币金融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古典货币理论、一般货币理论，还是新古典货币理论以及近年来受到关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由于其对货币本质的探索与研究是基于货币已经存在的前提条件展开的，因而对正在兴起的数字货币本身缺乏系统的研究。不过，这反过来也为关于数字货币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例如：私人部门为什么要发行非主权数字货币，业已出现的非主权数字货币究竟有没有“去中心化”，传统意义上由央行垄断发钞权的格局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货币发行背后的信用支撑能不能由私人部门来提供，等等。这都需要主流经济学基于科学的分析框架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判断。

不过，无论货币以何种形式发展，法偿性是不能改变的，即货币本身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品。从这个角度而言，非主权货币即便以某种形式提供了主权货币所承担的部分功能，也无法挑战货币的公共品定位。但非主权数字货币的出现并不断扩大交易与行为边界，不仅是是对央行功能的某种“蚕食”，也对一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与有效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基于央行的视角，非主权数字货币可以取得相对于既有国内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独立性，这是其带来的最大冲击，也是一些国家的央行力主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因所在。

数字货币将是21世纪国际金融竞争的关键领域

从全球经济技术发展与金融变迁的发展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核心技术与战略产业控制权的争夺。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与发展，全球金融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正在向基于数据、科技和创意深度融合的现代金融转变。尤其是支付方式和支付偏好出现的重大切换以及大规模场景应用的到来，对商业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等金融结构的运营模式和发展型态产生了重大冲击。大数据技术、数据资产和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成为各国重点关注和投入的领域之一。

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在实体经济领域取得的有效增长乏善可陈。美欧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主要依靠信用扩张支撑经济增长，使得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普遍的政策范式。无论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还是日本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偏好于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美联储从2008年至2014年间先后执行了三轮量化宽松(QE)，共计向市场注入3万多亿美元的流动性。这导致美联储在2014年底退出QE时资产负债规模达到4.5万亿美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并严重冲击金融市场，美联储为了稳住市场，防止流动性枯竭和大型金融机构破产进而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其于2020年3月推出了“零利率+QE”的政策组合以及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限量QE)等一系列重大救市方案，总计向市场投放4.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急剧膨胀，仅在2020年3月的一个月内就使其资产负债规模增加了2万亿美元，预计年底将达到甚至突破9万亿美元。这种无节制的流动性释放，在将全球经济置于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之中的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21世紀的全球金融竞争格局。

另一方面，自上轮金融危机结束以来，得益于美国经济复苏、流动性持续宽松和“华尔街+硅谷”的化学反应对金融市场的推动，美国股市市值从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一路涨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前的接近40万亿美元。过去两年里，苹果、亚马逊、微软和Alphabet等四家高科技企业成为首批市值达1万亿美元或以上的上市公司。而凭借数字加密货币“天秤币”(Libra)吸引全球数十亿人关注的Facebook，尽管其2018年的558亿美元的营收仅名列《财富》所列世界500强企业的第184位，但其市值一度超过6000亿美元。一旦经过修改与调整后的Libra新版白皮书获得美国和全球主要监管机构的认可，并最终建成能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在线支付和跨国金融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就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全球货币竞争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Libra新版白皮书是Facebook在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后作了适当修改，且吸收了瑞士、欧盟和美国监管层的相关意见之后发布的。这说明Facebook改变了最初过于理想化的超主权跨国支付设计构想，更加重视与美欧监管层、议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沟通。其甚至进行了一定的妥协，包括通过强化合规性框架和提高Libra支付系统的安全性，为Libra资产储备建立相关保护;除了提供锚定几种主流的主权稳定币之外，还将提供锚定单一法币的稳定币;以及在保持其主要经济特性的同时，放弃向无许可公有链系统的过渡计划;等等。

Facebook在Libra项目上的上述调整，尽管并未真正消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央行，对其商业化应用可能造成全球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担忧。但由于美国国会和监管层与Facebook达成了一定的妥协，使得Libra朝着合规与合法化迈出了关键一步。而作为全球“央行中的央行”的美联储，尽管暂时没有发行数字货币的计划，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20年2月份的一次国会作证时表示，美联储正就数字货币的问题展开广泛的工作。并对“天秤币”(Libra)的发展前景持积极支持态度。这说明美联储并不急于推行主权数字货币的背后，而是更愿意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扶持Facebook的Libra项目，进而以私人部门的名义构建基于美元的跨国稳定币系统，确立美元在未来数字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就当今世界的货币格局而言，美元无论是在各国官方储备货币体系、外汇交易与结算、进出口结算，还是金融资产计价以及大宗商品计价体系中，均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次是欧元，但欧元由于其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致命缺陷而无法对美元构成替代性威胁。英镑、日元等国际货币，尽管在国际储备与交易结算体系中依然占据一定比例，但总体而言是对美元体系的一种补充，无法撼动美元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新兴经济体金融力量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截至2019年第3季度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资产结构中，占比升至2.01%，但与美元占比61.78%的绝对优势地位相比依然存在着巨大差距。至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货币，在国际结算与储备体系中则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甚至无法进入相关体系。

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将是有实力的央行和以Facebook为代表的强大私人部门，弱小国家将由于无法参与体系而被边缘化。事实上，在Libra的机制设计中，并未纳入亚非拉国家的主权货币，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把绝大多数弱势经济主体排除在Libra构建的未来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之外。导致这些国家的在线交易主体将来会有一大部分业务转移到Libra支付结算体系中，进而部分架空该国的货币与金融体系。Libra甚至对拥有一定经济与金融实力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也会构成严重威胁。例如，一旦监管部门许可Libra进入本国市场，则在Facebook的巨大影响力之下，Libra稳定币将很快渗透乃至接管该国的大部分经济活动。而由于Libra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便于全球化交易与操作，使得货币当局难以顺畅运用既有政策工具进行干预调控，央行的法定铸币权因此将遭到蚕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被接管。

按照Libra的项目行动计划，将正式启动向其总部所在国监管机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申请牌照的程序。预计Libra支付系统在2020年底前有望获得牌照，上线并作好运营准备。这说明全球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时代即将到来。

正因为Libra“全球稳定币”不仅有可能主宰未来数字货币竞争格局，甚至将引起全球财富版图的重新切割，进而对主权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安全造成重大冲击和不确定性。这使得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重要新兴经济体参加的20国集团(G20)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20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敦促全球主要经济体重新制定政策，以确保可跨境转移的数字货币受到全面监管。

加快发展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提升金融国际化能级

在这场关乎各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与金融分工地位的战略竞争中，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在数字货币研发与应用上加快布局、抢抓机遇、谋求发展，则不仅无法应对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可能带来的冲击，更将在21世纪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再次处于被动地位，甚至面临失去国家金融主权和财富分配主导权的危险。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在Libra的锚定货币中，无论是“一篮子”货币还是单一货币，人民币被排除在外的可能性都很大。这意味着如果我国不自主发展并建立起强大的数字货币体系，则我国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成为美国主导下的21世纪全球数字货币体系的附庸。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联储在市场出现“美元荒”时，已与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瑞士央行和加拿大央行等西方主要央行进行了货币互换;以及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和新西兰等9家中央银行建立了临时的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向上述国家的金融市场提供美元流动性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则被排除在该互换体系之外。倘若我国没有较为雄厚的外汇储备为支撑，则在全球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极有可能因为美元流动性面临枯竭而出现大面积恐慌，进而对人民币汇率造成巨大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在6年前即组织开展数字货币研究，而且基于我国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业已取得的进展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成熟领先状态的应用场景，稳步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申请了80余项与数字货币有关的专利，涵盖发行与供应央行数字货币、使用数字货币的银行间结算系统以及将数字货币钱包整合进现有零售银行账户等相关计划。鉴于我国数字货币研发进度已接近完成封闭测试，未来将在条件成熟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并通过深圳的数字货币应用示范区，实现与港澳金融市场的应用对接，在加快国内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同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现代金融发展到21世纪20年代，其所代表的，早已不局限于一般的资金融通和金融体系的建构与发展，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对国际规则驾驭能力的整合。人民币作为我国国家信用和国民财富的表征以及我国经济在全球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其国际行为空间的大小将直接决定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中国人民银行力推数字货币，并非意味着我国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之外创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全球支付体系，而是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中有效捍卫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

结语

从全球非主权数字货币的诞生与发展来看，基于区块链技术驱动和多样化交易需求的比特币的出现，是互联网时代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体系的不满而设计出的去中心化的私人加密货币。但其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甚至成为投机与炒作的工具。而以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项目，由于其背靠Facebook，尤其是美国在全球数字领域的优势，结合美元在全球货币与金融领域的主导权，在获得全球监管机构的许可进行商业化运营之后，不仅将大幅改写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格局，而且将有可能成为美元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获取新霸权的“马甲”。

在全球货币与金融竞争尤其是数字货币的出现将引发全球金融新一轮大洗牌的关键历史时期，我国必须全方位打造能全面参与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有力工具，前瞻性地分析数字货币的国际发展趋势，深耕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结合我国相对成熟的应用场景，培育并完善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的生态环境，锻造我国在21世纪的金融竞争的优势，以有效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01-07-00-06-E00031)

参考文献

范一飞，2018，《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思考》，《第一财经日报》，1月26日。

陈雨露，2019，《四十年来中央银行的研究进展及中国的实践》，《金融研究》，第2期。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课题研究小组，2020，《建設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中国金融》，第8期。

姚前、陈华，2018，《数字货币经济分析》，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姚前，2019，《法定数字货币的经济效应分析：理论与实证》，《国际金融研究》，第1期。

谢平、石午光，2019，《数字货币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杨延超，2020，《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彭文生，2019，《数字货币如何改变金融生态》，《新金融评论》，第3期。

王华庆、李良松，2019，《金本位、信用货币和数字货币》，《中国金融》，第24期。

邹传伟，2019，《区块链与金融基础设施：兼论Libra项目的风险与监管》，《金融监管研究》，第7期。

刘新华、郝杰，2019，《货币的债务内涵与国家属性：兼论私人数字货币的本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余宇新、章玉贵，2020，《区块链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

章玉贵，2018，《靠什么避免加密货币滋生的“庞氏骗局”?》，《上海证券报》，2月14日。

何德旭、姚博，2019，《人民币数字货币法定化的实践、影响及对策建议》，《金融评论》，第5期。

保健云，2020，《主权数字货币、金融科技创新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兼论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及国际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