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对话币安赵长鹏：在加密货币的中间地带》

原文来源：晚点 LatePost

原文作者：段旭

原文编译：程曼祺

最近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中，赵长鹏会待在新加坡一个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以在线形式对外联系。

在这个弹丸之国的狭窄空间，这位 44 岁的加拿大华人远程掌管着一家千亿美元估值的公司 [1]。在线上虚拟世界，赵长鹏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 CZ，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的创始人兼 CEO。

疫情前，赵长鹏是在四处迁徙的状态下遥控着币安。从日本、马耳他、乌干达再到新加坡，他游走在加密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见面对象包括当地从业者和政府官员，比如乌干达总统和马耳他总理。

疫情后，他停在了新加坡，以线上会议连接着分布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 名币安成员。他为这种新状态添置了一个「大型设备」——一块绿幕。当有正式线上活动时，他会站到绿幕前，抹掉房间的真实环境，换上一幅带有明黄色币安 logo 的虚拟背景。

一手创立币安，在加密货币世界拥有巨大能量的赵长鹏，并没有这个领域创业者的典型人设，他不是坚定的信仰者或狂热的布道者。

他的特点是「缺乏特点」。赵长鹏留着寸头，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也如此，在区块链行业内，他是那个走在中间的人。

他最初被加密货币的自由度吸引，自从 2014 年卖掉上海的房子买了比特币后，他就逐步把大部分个人资产转移到了加密货币上。据他称，加密货币资产占他个人财富的比例现在是 99%。他再也没买过房子等固定资产，因为「流动性太差」。

另一方面，看重自由和流动性的赵长鹏也积极看待政府对加密货币的监管。他称自己绝不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无法想象没有政府和警察，社会会如何运转，人群将如何自保。

赵长鹏创立的币安也是一个中间产物。

币安不是典型的公司。它没有总部，没有办公室。分布于全球的近 3000 名成员均在家办公。一名币安员工说，他的入职手续都是飞到 HR 所在的城市，在 HR 家里办的。

但币安也不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社区组织，它依然有 CEO 赵长鹏，有高管职位和汇报关系。它同时使用 OKR 和 KPI 两套任务考核体系，确定 OKR 时，赵长鹏会先定自己的 OKR，其他人再拆赵长鹏的 OKR——和多数使用 OKR 的互联网公司一样。

中间路线和对矛盾事物的兼容背后，有赵长鹏的实用主义。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坚定还是摇摆——他不太看重这些有区块链特色的评价维度。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合理、有好处、有必要。

比如在社交媒体上，虽然有悖于自己「不爱出头露面」的本性，赵长鹏却非常活跃，因为这能帮他与用户沟通。他在 Twitter 上有 260 万粉丝，比以太坊创始人 Vitalik Buterin 还多 70 万。

为了推广币安在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下称 DeFi）[2] 上的关键布局 BSC（Binance Smart Chain，币安智能链，下称 BSC），赵长鹏有时甚至会故意去怼以太坊——外界认为 BSC 对标以太坊。「在 BSC 比以太坊小时，这对 BSC 有好处。」

以合理、务实和有用的标准去行动，赵长鹏也没那么执着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本身。他在 2014 年卖房买币进入行业，看起来姿态坚决。但在 2015~ 2017 年的行情低迷期，他一度离开加密货币领域，进入了当时很热门的文化品交易行业，做了一家给邮币卡（邮票、钱币和电话卡等收藏品）提供交易系统的公司。

从结果看，对加密货币的不完全坚定并不影响赵长鹏和币安在这个领域的成功。赵长鹏认为，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核心竞争力和过往的类似产品无异，还是服务好用户。务实、兼容、多元的风格，能帮他们服务尽可能多的全球用户。

在加密货币新一轮的牛市和震荡背景中，我们与赵长鹏聊了比特币的行情和价值、币安的业务转型和组织管理、他对行业监管的观察和复杂环境中他自身的状态。

1989 年，12 岁的赵长鹏离开出生地中国江苏，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很多事情在当时埋下伏笔。中学时代，赵长鹏当了 4 年排球校队队长，他说自己在场上更像粘合剂——个子不是最高，攻击力不是最强，他「不是杀球的那个人」，他负责协调全场。

1.「比特币是一个新技术平台而不是某个资产」

《晚点》：4 月中旬以来，比特币从接近 65000 美元的高点下跌，一度低至 30000 美元，你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性？

赵长鹏：市场有大涨幅就会有大跌幅，很正常。我还有我周围的人都没有特别在意。

《晚点》：今年 2 月比特币价格突破 5 万美元后，你曾在 Twitter 上说：「比特币的 5 万美元是新的 1 万美元，如果现在不买就等着后悔。」为何如此看好比特币？

赵长鹏：我从来没有在推特上预判过比特币的价格。但现在这个行业还非常初期，全球大概只有 1%~ 2% 的人有数字货币。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还有 50 倍到 100 倍的发展空间。

《晚点》：一种普遍观点是，美元超发是去年下半年启动的这轮牛市的重要推力，比特币涨不是因为自己多好，而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太差了。你怎么看这轮牛市的原因？

赵长鹏：美国印钞对加密货币确实有很大贡献。42% 的美元都是去年印的，拿着美元是大大贬值，所以美国很多机构都开始买比特币了。

也有一些行业内因素，去年的 DeFi（去中心化金融）和今年的 NFT（非同质化代币）[3] 比较火，有很多创新。另外，去年比特币挖矿减半 [4] 了，新比特币出来的速度慢很多。具体哪个影响比较大，没人能 100% 说清楚。

《晚点》：2017 年的牛市以前，比特币占加密货币总市值的比例维持在 80% 以上，2018 年之后，这一数值开始在 30% 到 70% 之间震荡，目前略多于 40%。你觉得比特币的比重接下来会怎么变化？

赵长鹏：长期看，比特币的比重还会降低。比特币是第一个数字货币，它有网络效应，就像数字货币里的全球储备货币。但比特币的创新速度不如新项目，迟早会有其他东西蚕食比特币的份额，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是什么。

《晚点》：包括以太坊和币安自己发行的 BNB（Binance Coin，币安发行代币的名称）吗？

赵长鹏：包括它们。以太坊以前有机会，因为比特币能做的事它都能做，并且有很多创新，社群很活跃。但以太坊很快碰到了性能瓶颈。现在的加密货币要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币蛮难。比特币最去中心化，因为它的创始人不在。

《晚点》：比特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怎么定义它。你认为比特币的实质是什么？一种货币，一种资产，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赵长鹏：我觉得比特币是一套新技术而不是某个东西。互联网刚出来时，人们会认为互联网是另外一种沟通渠道，我们有电话、收音机、电视，现在还有了互联网。但互联网其实是一个新技术平台，互联网上会有互联网的收音机、视频和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是传统没有的，电视、收音机是传统就有的。所以互联网不是在具体应用层面跟它们并行，互联网是底层架构。

区块链和比特币也是底层架构，数字货币里会有数字货币的货币、资产、证券、债券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新平台而不是某个资产。很多人不理解这有多大，一个新平台出现后，上面会有新版本的传统的一切，加更多传统没有的东西。

《晚点》：但「各种各样」的东西似乎还未出现，区块链领域还没有杀手级应用，这是为什么？

赵长鹏：一是现在整个数字货币行业还非常小众，所以没有大众化的杀手级应用。

第二加密货币市场内其实有做得挺好的应用，比如 2017 年的「首次公开发币」（Initial Coin Offering）（即公开发行可交易的代币，类似发行股票），我称它为「区块链全球融资」，这是一个杀手级应用。之前创业者是没有工具去全球融资的。假如你是一个中国小散户，你也投不进美国早期项目，比如 Uber 、特斯拉。但「首次公开发币」可以，它现在还在用，当然也有很多骗子。最近的 NFT 又是一个新模式，它能让艺术家或内容创造者更好地把作品变现。这些应用都是传统金融不支持的。

2.「做点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晚点》：你是怎么从传统金融行业跨到加密货币的？

赵长鹏：我大概在 2013 年年中读了比特币白皮书。了解这个技术后，我觉得它可能会 work（运转），但去中心化需要社区。这个社区存不存在，人是什么样的人，我需要见一下。于是 2013 年底，我去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了一个峰会，现在行业里的大佬，包括 Vitalik 等，当时都在峰会里。

去了之后发现这一帮小孩非常真诚，也非常努力。当时有一个人为了教我用钱包，就转了一些币给我，学会后，我说我把币转回给你吧，他说不用，你留着吧，你可以用这个币去教下一个人。我看了一下，大概就三百美元，几千块人民币，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他们这帮人真不是出来骗钱，不是报纸上说的贩毒老大，他们就是一帮技术小孩。

会开完在机场准备离开时，我就说我要卖房买比特币，而且要辞职，100% 加入这个行业，不管干嘛，写代码也行。

《晚点》：对一个新机会感兴趣，需要做到卖房这一步吗？

赵长鹏：我那时就这么点钱，就不要再分散了，年轻，全部放在一个地方。我从不跟别人说你 all in，但我自己能承担风险。最坏的情况就是做两年，比特币归零，我再回银行工作就行了。

《晚点》：2014 买的比特币后来拿住了吗？加密货币在那之后不久就进入了熊市。

赵长鹏：还好一直拿住了。我记得我把房子卖了后不到 1 年，上海房价就翻了一倍，比特币跌到原来三分之一，等于差了六倍。当时内心是有压力的，是所有人都错了，还是就我一个人错了？大概率是我一个人错了。但我怎么也看不懂为什么会错，因为我觉得这是未来。回头看，2001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亚马逊、eBay，包括谷歌当时也跌了 98%。大家都经历过那个阶段。

《晚点》：这种把区块链类比成互联网的想法，是你当时就有的还是事后总结的？

赵长鹏：说实话是后来想到的，人在当局是看不清的。我当时只是想，这个东西还要熬多久，五年、十年？但还好，也就熬了两年多。

《晚点》：你现在如何配置个人资产？你有再买房子等固定资产吗 ?

赵长鹏：我基本上 99% 是加密货币，应该都在 BNB 上，只有一小部分是比特币。我现在没有买房，房子流动性太差。

《晚点》：你 2014 年入行时的态度很坚决，但创立币安前的 2015 年到 2017 年之间，你曾离开加密货币行业，做了给邮币卡（邮票、钱币和电话卡等收藏品）提供交易系统的比捷科技，为什么中途去做这个？

赵长鹏：比捷本来想自己在日本做数字货币交易所，但发现只懂技术不懂日语很难做。后面中国的邮币卡很火，就有人找上门问能不能提供，我们说你愿意付钱我们就卖。到 2017 年 5 月之前，我们都没想过做交易所。

《晚点》：2017 年 5 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又回来了？

赵长鹏：最直接的是觉得一波行情要来了，行业里需要这个，而且交易平台是我的擅长。

更长远地看，我觉得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我们能提高一个东西的自由度，且不降低它的安全和易用性时，文明都有很大进步。我觉得未来几十年内，金钱的自由度会变得更高，同时安全和易用性可以保持，甚至变高，这是币安想做的。我们想为这个行业提供一些基础架构服务。

《晚点》：区块链技术能让金钱流动更自由、更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去中心化特点。你从 2014 年入行到创立币安，都是在钱包、交易所等行业里的中心化公司，为什么不直接做基于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项目？

赵长鹏：我觉得人要找三个东西的结合，一是自己会什么，二是自己喜欢什么，三是这个东西对别人有没有价值。不是每个人都特别懂芯片，都知道怎么挖矿，都熟悉数学算法区块链。我的经历一直在交易系统这边，对我来说最合理的就是继续做交易平台。

《晚点》：交易平台也可以做成去中心化形式的。近期你曾说，未来五到十年内，去中心化交易所会战胜中心化交易所。看起来你的想法又变了？

赵长鹏：去中心化交易所确实发展很快，但直到现在，它的交易量和安全系数跟中心化交易所仍有差异，对大部分新手用户有门槛。

当然，你在水里就能感受到浪的方向。DeFi 的确给币安主站带来了压力。我比更早期时更看好去中心化方向了，我认为这是未来。

《晚点》：区块链行业不少人有始终如一的价值观和方向选择，比如有人执着于去中心化，有人执着于把比特币用到支付上，有人看重提升效率；你似乎更偏实用主义，选择随形势变化。这会被一些人视为不够坚定，你怎么看自己的这种特点？

赵长鹏：一个行业要允许不同想法、不同特质的人共存。我觉得不管选择是什么，为行业做点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3.「如果 2018 年再继续涨，不一定有今天的币安」

《晚点》：币安从成立 6 个月后到现在，一直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你认为币安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赵长鹏：还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以用户为核心吧。这体现在一些长、短期利益博弈上，例如上币时的选择和产品功能设计。

我们还拿出了所有交易费收入的 10% 放到 SAFU（Secure Asset Fund for Users，投资者保护基金）里，以保护用户利益和应对极端情况。

《晚点》：现在行情剧烈波动时，币安、Coinbase 和火币等交易所仍会出现卡顿、宕机、「因流量暴增暂停提币」等情况。一些人认为，表面的故障背后是交易所在操纵。

赵长鹏：以币安当今的交易量来看，手续费收益就不少了，不需要通过操纵什么挣短期的钱。聪明人会保护长期的信任。

《晚点》：你们不缺人和钱，为什么一直没解决宕机、卡顿等问题？

赵长鹏：这不是那么简单。对系统不太了解的普通散户经常说，你多买服务器不就解决了吗？花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早花钱了。

传统交易所，如上交所、纽交所都是散户把订单交给券商，券商再把订单合起来给交易所，交易所只服务几百个券商。我们是全世界几百万用户直接到交易所，我觉得我们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撮合市场，架构压力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平行加服务器就能解决的。我们要做到的，是把波音 838 变大十倍，但它还是单独一架飞机，还能飞，这比较难。

现阶段的成长完全超出我们 2018 年的预期，我们还在做多种优化，但继续往下涨，可能还会碰到一些磕磕碰碰。

《晚点》：具体哪方面超出预期？

赵长鹏：主要是用户数，远远超出了预期。2017 年比特币的峰值是两万美元，前段时间到五万多美元，涨了 2.5 倍，但活跃用户数却涨了二十倍。当时已照着五倍、十倍去扩了，还是扛不住。

《晚点》：你之前提到机构入场是这一轮牛市的特点，你们机构用户的增长情况如何？能观察到中国机构力量的入场吗？

赵长鹏：总的机构数据是指数性增长的，特别是过去半年。在整个市场中，中国机构占比不大。美国机构大概占市场的百分之八九十，中国反过来，散户占百分之八九十，中国几个亿身家的人都是自己操作一个账号。

《晚点》：你们怎么吸引机构用户？

赵长鹏：机构交易对 API 、交易速度的要求和散户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机构都是团队操作，有老板、组长、小团队，每个人有不同权限，我们叫子账号功能。这些功能 2017 年没几个交易所有，我们也没有，现在我们都有了。

《晚点》：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准备的？

赵长鹏：子账号是在 2018 年底左右，那时是熊市。其实当时主要就在练内功，我们那时的核心撮合比较快，但周边系统不够，2017 年成长太快，跟不上。当时就担心，如果 2018 年来一股非常牛的牛市，币安会很卡，我们反而可能丢掉领先地位。

所以 2018 年，我跟内部的沟通全部是提高性能、扩大系统，牛市会来，不用担心。我个人之前经历过熊市，当时的心理素质已非常好了。

《晚点》：所以 2018 年初开始的熊市，对币安来说反而是一个有利外部环境？

赵长鹏：是，如果那时再继续涨，我们扛不住了，不一定有今天的币安。

《晚点》：你们对未来增长的预测是？会提前做哪些准备？

赵长鹏：我们完全没法预知未来。但我们判断用户量大概率还会上涨，我们至少要先准备好扩容性。有可能不发生，那我们就浪费点钱，问题不大；但是发生，我们不能浪费机会。

《晚点》：现在很多新用户涌进加密货币市场。他们的风险意识和交易技术可能都不好，但币安、火币等交易所又能很方便地加杠杆，杠杆很容易亏钱。你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赵长鹏：币安应该是所有数字货币交易所里唯一有「负责交易程序」的，我们叫 responsible trading program。第一个，如果一个散户来玩我们的期货或期权，我们会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觉得有多大几率会赔钱？他如果写低于 50%，我们不让他玩，你心态就不对；第二，如果赔钱了，他觉得是谁的责任？他如果觉得是别人的责任，是币安的责任，那你别玩，你去玩现货。

第二个，如果是一个新的散户，他赔钱到一定程度时，我们系统会告诉他不要再交易了，阻止他交易 48 小时。我相信我们是唯一一个阻止用户交易的交易平台。

《晚点》：你们一共阻止过多少人？阻止的代价是什么？

赵长鹏：数据我倒没有，应该不少人，但这对我们的收入不会有太大损失。因为这种用户，他只会伤自己，不会特别帮我们。受伤之后，他还是会停，只是早停晚停。我们让他早停一天，他少输点钱，我们少赚几十块手续费没关系，我们保留长期用户。他学会了怎么赚钱，我们的收入会更多。

《晚点》：交易所用户特别关心托管在你们这儿的资产是否安全。掌管 OKEx 交易所钱包秘钥的徐明星被调查时，就曾导致用户大规模恐慌逃离。你们是怎么管钱包秘钥的？

赵长鹏：币安现在完全是用多重签名机制，很早就不依赖单个人了。我们最大的钱包需要 15 个人中的 7 个人签名。这些人是谁，他们互相都不知道，此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全部人是谁。而且我和币安所有公开对外的人都不在签名名单里。币安提币跟我完全没关系，我想偷币都偷不走。

《晚点》：但这个机制还是需要有人在中间协调，是吗？这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

赵长鹏：全部用工具。管钱包的人的软件里会弹出需要处理的任务。做运营管理的人不知道管钱包的是谁。

《晚点》：怎么保证多重签名名单里的人相互不串联？

赵长鹏：他们从币安得到的待遇相对高，我们先把他想偷的意愿去掉。而且光一个人想偷也不行，他要勾结大概 8、9 个人。他去打听其他人是谁时，非常容易泄露。如果有人出事了也没关系。软件可以把人移出，把新人加进来。

我们会选有一定熟悉度，稳定可靠、有家庭有小孩的人，单身感觉不那么稳定。位置上全球分布，只要有互联网就行，但不能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防止地震、洪水、断网。现在全球大概只有一个国家没有互联网了。

4.「你说我抄了奔驰，但我车速比他快 10 倍」

《晚点》：在现在的中心化交易所之外，你们的新方向是去中心化金融，这块的整体进展如何？

赵长鹏：BSC 的日交易量现在超过以太坊大概四、五倍了，有了几百个生态项目，但 BSC 才推出 9 个多月，它起来得比我们想象得还快。除了 BSC，我们还在做 DEX（Decentralized Exchange，去中心化交易所），我们也投了很多以太坊、波卡生态的项目。

《晚点》：其实以太坊上也可以做去中心化金融，比如现在交易量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Uniswap 就是以太坊生态项目，你们为什么不用现成的东西，而是在去年 9 月推出了 BSC？

赵长鹏：我解释一下，BSC 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之前自己做 BNB 时慢慢跟社区有很多合作。所以到 BSC 时，是社区里一帮人过来说他们要做一个智能合约链，跟以太坊接近，希望我们给一笔资金。他们愿意把 BNB 作为这个链的主币，之后这个链上的任何交易都会用到 BNB，这对币安是好事，因为我们是 BNB 的最大持有者。

所以 BSC 我参与度很低，这是一个社区项目，只是开发者不太愿意露面，其实我啥也没做，没那个能力。

《晚点》：币安对 BNB 的集中持有和 BSC 宣称的去中心化社区方向没有冲突吗？

赵长鹏：这有两个部分。BNB 是不是非常集中？是的。但这是我们通过服务赚来的手续费。我们最早发行 BNB 时，给团队留了 40%，但因为币安很快就达到了盈利点，所以我们从来没花过也没卖过这部分币，并承诺之后把这部分全部销毁。这跟其他发币机制不太一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是不是过于中心化。

第二，BSC 完全去中心化后，价值才更大，整个 BNB 的市值会更高，吸引用户的网络效应也更大。所以从利益驱动上，我们想要去中心化，我们也在这么做。

另外，如果有一个中心化组织持很多币，这不是坏事，我们不会伤害社区和砸盘，这需要巨大成本，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晚点》：有人会觉得以太坊是更理想的区块链项目状态，它比较分散，其创始人 Vitalik 也没有持有太多以太坊，这会是 BSC 想发展的方向吗？

赵长鹏：我们的理解不是这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币里，每个人都有一点点比较公平。但如果只有小鱼进来，没有鲸鱼进来，那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大机构不看好。

大概 2017 年时，Vitalik 把一部分以太坊卖了 3000 万美元，这可能代表他特别公平，也可能代表那时他比较看重美元。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拿美元，愿意拿 BNB？这代表我们有信心。

《晚点》：外界认为 BSC 是对标以太坊的，你怎么看二者的竞争？

赵长鹏：我不觉得 BSC 跟以太坊有竞争。现在用以太坊跟用 BSC 的人群不太一样。

有些人更喜欢以太坊，因为 Vitalik 拿币比较少，更去中心化等等。但他们手续费比较贵，说实话是非常贵。转一笔账要收 10 美元，用一次复杂点的合约，要上百美元。除非你一次做百万级的交易，不然没法付手续费。

而在东南亚、印度和非洲，还有很多金字塔底层的用户，他们人数很多，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更便宜的网络，可以使更多人使用和进入区块链。

BSC 起来后，以太坊的交易量并没有变少，但也不再增长，这是因为它碰到了技术瓶颈，网络最高承载量就是每秒 15 到 20 笔。我们慢慢变多，因为我们还没碰到上限。所以不存在竞争，只是他们不能服务的用户我们现在可以服务了。

《晚点》：以太坊社区不能让技术再进化吗？

赵长鹏：肯定可以，但这需要时间。他们跟 BSC 的定位不一样，它要能在几百万个账本上完全同步，同时每秒处理几百万单，这个技术门槛蛮高，几年内蛮难解决。

最近我看 Vitalik 发推特比较少，他应该在闭关。我倒非常希望他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整个行业又会变大。

《晚点》：BSC 比以太坊快和便宜，是因为需要同步账本的节点少很多，是吗？

赵长鹏：这是一方面，我们有 21 个节点。另外我们的节点也比较大，机器性能比较高，在架构上也做了一些改变。

很多人说 BSC 没有创新，只是抄了以太坊，其实性能提升几十、几百倍就是一个创新。你说我抄了奔驰，但我车速比它快十倍，那是不是一个创新 ?

5.「去中心化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

《晚点》：近期各国政府对加密货币有一些不同表态——有的政府对加密货币很开放；有的政府偏严厉；还有政府在把加密货币纳入现有监管体系，如近日有消息称美国货币监理署（OCC）、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正考虑成立一个加密货币监管的「跨部门小组」。你觉得各国态度会如何影响全球区块链行业格局？

赵长鹏：抱歉，我不会公开评论具体监管机构及他们的政策，但币安一定在积极与全球监管机构沟通。目前每个国家的条款都不太一样，这是好事，可以看到哪些条款更有利于发展，可以有多个参考物。

《晚点》：从你们的接触情况看，各国共同关注的内容有哪些？政府有些什么常见想法和认知？

赵长鹏：两三年前我们去沟通时，大家都问这个东西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现在这么说会比较丢脸，好像没有常识。现在他们比较在意怎么防洗钱和犯罪。其实区块链上的数据是透明的，反而更好分析和跟踪。有些地方的监管反而在推这个东西，他们突然理解，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不是让你更失控，而是让你控制得更细。

《晚点》：政府的合规诉求会如何影响加密货币？自由度被认为是加密货币的一个主要新价值。

赵长鹏：自由度和合规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冲突。

我觉得合规还是很重要的。区块链、数字货币行业里有一帮人是极端自由主义的，他们希望不要政府，也不要警察，就一帮人自己生活。我不觉得人类可以文明到那个程度，在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和警察的社会，每个人怎么自保，全部请私家保安？

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规矩，说白了，还是需要一些监管。

但如果等人把规矩全部定出来之后再开始做这个行业，可能也不太对，因为规矩都是先做一段时间才摸索出来的。监管需要案例，在一个还没有的行业里告诉你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让这个行业去发展，这不可能。

《晚点》：什么类型的政府对加密货币更积极，跟国家大小有关还是跟经济类型有关？

赵长鹏：我个人感觉，前几年是小国，因为大国比较复杂。中美这种大国，如果规矩定得不够细，就有很多人钻空子。但行业初期，你又很难定得特别细。但比如百慕达，整个国家就七万人，跟上海一个小区差不多，他不需要规定，就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看，他看得过来。而且小国不太需要保护自己的货币，他们不太在乎冲击，反而认为这个东西能帮他们在新领域，比如金融科技上领先。

现在有点儿反过来了，几个大国在竞争。如果中国想让人民币变成全球基础货币，你发个央行数字货币，这个东西被接受，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晚点》：你觉得各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真正的区块链应用吗？

赵长鹏：这里就非常微妙了。目前多数央行发的第一版数字货币还是相对中心化的，它有一个发行方，这个发行方可以增发，可以控制整个网络，也可以拒绝一些交易。它的确用了区块链技术，但它的多数节点没有公开。你说它是区块链，也是，你说它不是，也不是。但我觉得不用那么纠结定义。去中心化本身也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比如你特别去中心化，但手续费特别贵，这就不那么易用，这里面有很细的权衡。

最后还是看是不是足够安全、易用和自由。如果这几个高，就会被很多人用；如果低，除非硬逼人用，但逼人太难了。

《晚点》：央行数字货币会对比特币等没有政府背书的数字货币产生什么影响？

赵长鹏：目前来看这是两个体系，相互没什么影响。不过如果未来有相互兼容的机会的话，应该会催生神奇的反应。

6.「我不是杀球的那个人」

《晚点》：币安没有总部，员工全部在家办公，你们怎么保证运转？

赵长鹏：我们现在 3000 人不到，分布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常会以各种办公软件远程协作，比如 Google Docs、 Google Meet 等。

《晚点》：有人会要求用数字货币来发工资吗？

赵长鹏：最近比较多。因为今年 BNB 涨得比较高。

《晚点》：你们怎么交税？

赵长鹏：每个人付自己该付的个人所得税，然后所有公司（币安在多国有不同的注册实体）需要付公司注册地的税。如果你是一个社区，就不一定要付税，以太坊社区就没有付税的概念，但公司有。

《晚点》：描述聊币安时，你用的是「公司」这个词，所以你们还是个公司？

赵长鹏：我们内部基本上从来不用公司这个词，只是跟您聊时我用这个词，因为比较好理解。我们内部用的是「组织」。我们一般也不太用员工这个词，叫团队成员。

公司的很多传统币安都没有。我们不需要总部和办公室，不需要在某一个地方注册。但是我们可以让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我们之间有信任和奖励机制。

《晚点》：据我们了解，币安在同时使用 OKR 和 KPI，这是中心化公司最常用的管理手段。

赵长鹏：有目标不代表是中心化。

《晚点》：币安发展到现在，你的角色有什么变化？

赵长鹏：现在很多事情我不会自己做了，自己做效率非常低。比如以前市场活动有时会问我审批，现在 300 万美元以下的市场花费我基本不用介入。

现在我在币安最大的价值就是凝聚团队，把强的人吸住，把外部精英拉进来。所以我最近就是整天打电话，花很多时间聊天。

《晚点》：你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你发 Twitter 挺频繁。

赵长鹏：推特对我来说是跟社区互动的工具。我在推特上说话会帮我们做一些推广，它还会帮我了解社区的抱怨或情绪。

其实我不太喜欢出头露面，但为了推广 BNB、BSC，有时也会怼怼以太坊的人，故意搅合一下，这种小技巧也用。他们骂回来也不一定是坏事，两人对骂围着一圈人看，BSC 比以太坊小的时候，这对我们有好处。

《晚点》：你对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判断，似乎都是出于合理性和利益考虑，觉得有好处就会做。

赵长鹏：我有几个责任：我带领一个团队，要把工作做好，把整件事做大。这都不一定是责任，这是我的使命，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做件事。

虽然不是细分的每一个工作我都喜欢，但我特别喜欢这件事整体的使命感。基于这个考虑，我可以把自己抽象到一个程度，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心情非常平静，没有特别激动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悲哀的时候。

《晚点》：这种平静的状态怎么形成的？

赵长鹏：从比较小时候就是这样，我性格一直非常平稳，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大吼大叫过，包括某次币安被盗丢币时。

《晚点》：在创立币安之前，你就换过很多地方，在江苏待到 12 岁，后和家人去了温哥华，在东京、纽约工作，在上海创业，这种长期迁徙的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赵长鹏：我很喜欢很多不同文化混在一起，这对币安能够做得比较全球化有很大帮助。

我最开始被比特币吸引也和这个有关。以前我从东京工作完去纽约时，发现把钱转过去很麻烦而且手续费很贵。比特币就没有这个问题，我很容易理解，自由度变高了，费用也降低了。

《晚点》：在你待过的地方中，对你性格、想法影响比较大的是哪儿？

赵长鹏：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各种民族、国籍的人。其实从大陆出去的那帮小孩一般还是跟大陆小孩一起玩，我比较例外，我当时一直在打排球，中学 5 年，有 4 年我是校队队长。校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有很好的白人朋友、韩国朋友、印度朋友和黑人朋友。我有些中国朋友会抱怨种族歧视，但我从来感觉不到。

《晚点》：你以前在球场上是什么风格？好胜、犀利的，还是带着大家一起打？

赵长鹏：其实排球队长是一个黏合剂的概念。他一般是二传，负责组织协调整个场上，并不一定是攻击力最强的人。我们团队有好几个个子比我高，长得比我壮，跳得比我高，杀球比较狠。我不是杀球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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