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研究局徐忠局长发表《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一文，矛头直指财政部财政政策“不积极”，税收政策不透明，地方财政拖累金融系统去杠杆。此文一改官方文风，言辞犀利、不留情面，俨然是一篇针对财政部的檄文。财政部则针对此文以“青尺”笔名发表一篇题为《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文章一一回怼央行徐局长。

两个部级单位公开“打架”、相互指责，实在不太符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以至于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随后，官员、媒体、学者纷纷发声，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思路。这些文章不外乎指出财政政策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提出一些改革建议，难免有站队之嫌，基本没有触及问题之根本。

财政部手握财政政策、税收大权，央行手握货币政策、铸币大权，两大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版的经济调控工具。如今两位大神“打架”，上演了一场真实经济学辩论实战，对于理解货币本质、财政以及经济原理具有教科书般的意义，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数字货币不应该成为吃瓜群众。数字货币诞生于当今货币及金融体系的问题之中，当借此现实的问题论战，以数字货币的思维及原理，为困扰全球的财政、货币问题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区势传媒以数字货币思维及原理加以分析，从中窥探货币的本质属性、货币体系根本问题，提供一种全新的数字货币及新金融解决方案。

争论的焦点

徐忠在其文章中指出了财政方面的三大主要问题：

1. 赤字率低，财政政策不是真的积极——财政部门收的税不少，钱却没花在刀刃上。

2. 国有金融机构资本不足问题凸显，财政资金说好要向国有金融机构注资，却没有真正掏钱。

3. 地方性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将隐形债务推给金融机构，但金融机构处于弱势，很难对地方政府的不规范操作进行约束，导致地方债乱象发生。

而财政官员“青尺”的文章则对徐忠指出的财政三大问题逐一作出解释：

1.赤字规模和财政政策力度之间不能简单等同，因为我国除中央财政赤字外，还有各级地方财政所设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预算外融资举债。

2.财政部门给金融机构注资掏的是真金白银，要是让央行控股商业银行，将是极大倒退。

3.金融机构是地方债务乱象的“共谋”、“从犯”，不是弱势而只能幻想的“傻白甜”，地方政府举债不规范的操作手法很复杂，这不是基层财政部门能独立做到的事情，金融机构一定有参与其中并且获利。

争论的背景

区势传媒认为，由于央行执行去杠杆、紧信贷政策，社会融资大幅度下滑，股市承受巨大压力，债务违约风险加剧，经济矛盾凸显，央行在此轮结构性优化中遭受诸多指责。很多地方呼吁，央行应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央行认为，从M2比GDP的增速、短端利率的高低、流动性的宽裕程度等指标来看，货币政策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紧。因此央行提出，如果要避免经济进一步下行，就需要财政有更多的担当。此文将矛头引向财政部，说明当前经济压力及目标责任正在激化两个部门矛盾，有责任相互推诿之嫌。

问题的根本

一、制度安排失当，导致财政和货币频频偷情，又相爱相杀

看到“央财互怼”，区势传媒Locke第一时间想起了哈耶克的经典比喻及忠告。哈耶克曾经把货币和财政比喻为“偷情”，在《货币的非国家化》警告：“公共财政的目标与管理某种令人满意的货币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基本上是相互冲突的。将两项任务放在同一个机构身上，结果总是导致混乱，最近几年，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使货币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也在很大程度上次级了公共开支的失控性增加。如果我们要维护某种能够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秩序（及与其伴生的个人自由），没有任何东西比拆散货币与财政政策之间可怕的婚姻关系更紧迫的了，长期以来，两者都在偷情，但只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胜之时，才正式获得神圣的认可。”

国内极少经济学家会从国家经济学理论思想以及这种理论下的制度安排思考这个问题，然而这才问题的根本。长期以来，国家都在奉行“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左膀右臂。央行和财政部都同属于国务院管理，两大部门及政策的协调曾经有过“蜜月期”但更多时候是矛盾不断，甚至相爱相杀。

当前，央行防范金融风险压力巨大，强力去杠杆、紧信贷，社会融资和流动性大幅度缩减，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央行坐不住把矛头指向财政部，认为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央行紧信贷，财政政策应该积极以应对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而不是维持低赤字的假积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目前两大政策的主调，但是在执行层面，两个部门显然很难配合。这种情况，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也出现过，但最终美国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服务于不同的主体和目标，共同服务于一个主体则容易出问题。再来看看现在的美国制度安排，美联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联邦政府，美联储采用国会授权、精英治理的模式，美联储主席具有非常独立的决策权。国会就为美联储设定了两个基本目标：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我们一直把这两个目标称为“双重使命”（dualmandate）。很多国家的央行，比如德意志联邦银行和欧洲央行的目标都是单一目标：控制通货膨胀率。

中国政府赋予人民银行非常多责任与目标，中国央行被外界戏称为“央妈”。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解释过央行的目标：“维持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制度-简洁、好度量、容易沟通。但对现阶段的中国尚不太现实。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赋予央行的年度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从中长期动态角度来看，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央行还必须推动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动态的金融稳定和经济转轨，转轨最终是为了支持更有效、更稳定的经济”。如何复杂繁多的目标，导致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目标并非央行一个主体能够完成的。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股市波动、地方政府债务、外汇波动、房地产价格波动等都可能影响货币政策。近期，在紧信贷之下，部分实体产业陷入流动性紧张，P2P连续暴雷，央行表面坚持“货币中性稳健”，实际上央行窗口指导商业银行通过配套MLF资金的方式来鼓励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和中等评级信用债，相当于变相“放水”。“央妈”干了这么多事，甚至干了很多财政部的事，但是与目标往往相去甚远。货币“放水”不是大满贯，就是流到金融和地产，加剧资产泡沫；货币“抽水”则统一抽，实体产业流动性立即吃紧。这里就是徐局长在文中提到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央行所能作为的。

二、财政预算和金融软约束，导致债务、货币“双重危机”

徐局长在文中指出，地方性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将隐形债务推给金融机构，加剧金融机构风险，又引发地方债务乱象。而财政部文中则回应：金融机构是地方债务乱象的“共谋”、“从犯”，这些事都是当时咱们一起搞的。这轮“互怼”非常具有代表性，反应出严重的问题是财政预算和金融软约束问题，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相互配合，本来想通过货币“腾挪术”达到两全其美，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一个负债累累，一个货币泛滥。

哈耶克曾经指出美国类似的问题：“对于财政‘需要’对货币供应的不幸影响，我们无须废话了。迄今为止发生的历次严重通货膨胀，都是政府通过印钞机满足其财政‘需要’的结果。即使是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政府也不断要求中央银行压低利率以满足其财政‘需要’，这些要求就已造成了持续的麻烦：干扰了中央银行确保货币稳定的努力，使他们的政策具有通货膨胀的偏好，对此，人们常常只能以落伍的金本位机制来予以制约。”

当然，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哈耶克时期大有不同，财政预算软约束问题大大改善，严格国会和舆论监督，但金融尤其是货币软约束依然存在，在危机爆发时似乎进入一种不可破的死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联储充当了最后贷款人释放流动性，最终造成的结果是联邦政府债台高筑，民众对通货膨胀不满。实际上，美联储在控制通胀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好，但除了释放流动性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欧债危机表面上是政府和社会举债过度，本质上是货币危机。在欧元区内，意大利等国无力跟上欧元步伐只能不断地赤字维持最终引发危机。纵观全球，不仅仅是中国，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一直困扰着许多国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表面是财政预算软约束，根本是货币软约束。我们可以看看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美联储发行美元，多以国债、国有房地产证券作为资产；中国央行发行人民币，多以外汇、国债作为资产。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一是当前信用货币软约束问题。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都是无锚货币，不具有刚性兑付，而是软约束，这就意味着货币发行的难度大大降低。当遇到困难时，政府很容易启动货币政策来解决，以至于今天全球很多国家政府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也让很多人怀念金本位制。

二是央行扩表导致财政扩表，双扩表引发货币和债务双危机。央行以国债发行货币，无疑推高了政府债务。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出现徐局长在文中提到的问题：国有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只能央行帮助金融机构发行“特别国债”，国有金融机构自己买回来，为自己注资。国债和基础货币、地方融资和银行贷款在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经常“一唱一和”“左手倒右手”，最终容易引发双危机。

三、投资拉动和货币垄断，导致“有形之手”束手无策

我国非常强调利用财政政策，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虽然目前经济取得不错的成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但是最终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经济结构性失衡。投资拉动经济是通过政府之手调节供需，特别是供给端，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市场在价格发现和调节上的功能，造成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价格失灵，最终引发经济结构性失衡。打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基本面就像被政府之手开挖过的农田，到处沟沟壑壑、非常不平整，产业补贴、行政垄断、政策壁垒、收益率等差异将整个经济大市场切成了碎片。如果央行货币“放水”，货币不管是金融渠道还是财政渠道只会流到金融、地产以及政府固定投资“大沟壑”里去，形成房产等资产泡沫，实体产业难以收益；如果央行“缩水”，实体经济立即陷入流动性危机，地方债务问题凸显。因此，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宏观调控陷入困局。

再来看看货币垄断，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当今世界，自由市场最发达的经济体中，货币发行都受一国央行垄断。货币，作为最重要的“商品”，市场中最为关键的“媒介”，其供给和价格都由央行垄断。这或许是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困局的根本因素，在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里，货币垄断市场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这里的问题是，货币服务于市场，市场需要多少货币，定价多少，应该由市场发现。换言之，现在各国央行确定货币发行量、调整利率和准备金政策、采取市场操作，实际上在用“有形之手”替代市场去发现需求和价格。而市场经济无数次证明，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甚至危害重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工具”的制度安排、财政预算和金融软约束、投资拉动和货币垄断，都是困扰全球各国的经济问题，根本上是现有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在理论的缺陷以及理论之下的制度安排不足，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今天，数字货币带着巨大争议席卷全球，里面裹挟着洗黑钱、欺诈、黑客等，同时也闪烁着分布式记账、智能合约、高度自治、去中心化思想、区块链技术等理性光芒，或许能够给当前全球经济困局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案，至少是一种全新的思维路径。

数字货币至少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全新的思维路径：

第一、分布式记账创造货币信用，数字货币更加接近货币的本质。目前尚无建立比当前货币经济学更为完善的理论，但是却能够带领我们更加深入货币的本质。从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到金本位货币，再到信用货币，人类一直依靠权威机构如央行，从静态的角度，以可靠性商品、资产为货币创造信用。但是，数字货币不依赖中心化权威机构，也不依靠商品和资产为货币背书，而是从动态的角度，通过分布式记账的方式，将发行权、结算权、记账权交还给用户（民众）。以一种全民参与、监督的方式获得不需要怀疑的信任，这种方式创造的货币无疑具有非常强大的信用保障，从而更加接近货币的本质——记账。

第二、去中心化的制度安排，可以解决财政预算和金融软约束问题。在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制度之中，信息公开透明、不可篡改，能够解决徐局长在文中提到的财政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另外，民众掌握了财政监督权以及货币发行权、结算权、记账权，抑制财政权和货币权滥用，自然也就解决了财政软约束和金融软预算的问题，降低货币和债务风险。

第三、竞争性货币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需，比人为垄断和调控货币更为科学。数字货币相当于在货币市场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发现货币需求和价格，自然调节货币供给，促进货币资源有效配置，避免人为造成的货币超发、货币紧缩以及进而引发的政府债务危机、社会债务问题。

第四、数字货币金融对传统金融实行降维，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信用成本高两大难题。传统金融承担着信息中介和信任中介两大职能，促进资金在时间、空间和人之间有效配置，但是交易成本极高。如果信息和信任出问题，资金配置失当，容易引发金融风险。数字货币金融是低纬度体系，信息透明、安全信任，可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成本，化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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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区势传媒 作者Locke 责任编辑：Byzan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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