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天，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和他的同事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并征集了24名心智正常、身体健康的志愿者。他们分别被安排扮演模拟监狱中的狱警和囚犯的角色。实验开始后，研究者惊讶地发现这些志愿者的改变：

“狱警”戴上墨镜握着警棍，变得脏话连篇，粗暴好斗；“囚犯”则被剥夺姓名，以数字代号相称。

第一晚，“狱警”让“囚犯”们站成一排报数。4325号因为报不出号码，被罚交替做俯卧撑和跳跃运动。8612号因为看不惯，发表意见被关小黑屋。从小黑屋出来后，8612号又被“狱警”要求把床上的被褥叠了拆、拆了叠。“囚犯”们似乎迅速被驯服了。当晚，在给亲友写信时，有个囚犯的落款竟是“此致敬礼，囚犯2093”。

由于参与者的行为过于极端，这一原本计划要持续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在第6天提前终止。

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一实验的结论是人类的行为非常容易受到所处环境（即情境）的影响而改变，这时候个人的品行、素质等因素显得无关紧要^[1]。

此后，心理学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个体在集体环境中更容易做出极端和疯狂的决定。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因为在集体环境中，每个个体都认为不需要对身边所发生的不良后果负责任。“这不能怪我！”

另一方面，信息在群体传递的过程中会带有严重的偏见。也就是说，与主流意见一致的信息会被传播、放大，而与主流意见相左的信息会被压制、过滤。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的强烈归属感和依附感，致使许多人最终放弃自己的主见，并作出违背自己本意的决定。

我们发现，币圈近半年发生的极端“维权”事件都有类似的发展逻辑。

敌敌畏

“你别动！你往后退！我要见徐明星，叫徐明星过来！”2018年3月24日下午，OKCoin办公区的玻璃门前，杨超的情绪有些失控，他拿着一瓶敌敌畏，吓退了围在近处的一群人。对于拿着农药的杨超来说，这是他第二次过来了。在OKCoin和OKex上，他总计损失了超1100万元。他8个月的孩子过世，妻子提出离婚，公司岌岌可危^[2]。

除此之外，2018年3月28日，杨超等人还专程赶往徐明星在江苏的农村老家，向其88岁的爷爷泼漆、送冥币和纸花，同时还强行抢走家中物品，不断骚扰其他家人。而后发现，在其所在的微信群中，部分人多次煽动大家“先跳楼再报警”、“跳楼是件艺术的事情”、“装作被ok欺负很惨”、“花钱找别人干”^[3]。

跳楼

2018年5月31日下午，数十名在OKEx上期货交易被爆仓的投资者齐聚OKCoin北京总部，他们指控交易所存在违规操作，要求赔偿损失。不少来自山东、广西、东北等地的受害者来到北京，他们说：“能去的都去吧，能要回来钱更好，要不回来这样的黑平台也要闹一闹他，别让更多人受骗”。

其中有4名OKEx投资者登上顶楼（登楼的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拉起白底黑字的条幅，上面写着“徐明星违法期货诈骗 还我血汗钱”的字样。楼下，还有5名身穿白色T恤的壮汉，衣服上各自印有血红色的威胁标语。据了解，这已经是有媒体报道的第四拨大范围OKEx维权活动。

血泪控诉

除了敌敌畏和跳楼之外，最近的一次极端“维权”事件应该就是8月27日的一篇名为《FCoin：一个韭菜的血泪控诉》的文章了。

作者陈沛晓称，其在FCoin上投资的FT和ARP代币两个月总共亏损70万人民币。因无法承受巨额损失，“我的家庭面临着家破人亡”，他与FCoin方面沟通，但对方让他后果自负。因此，他通过在微信发文的形式“实名举报”，并罗列了FCoin及其关联公司和人物的5条“罪状”。对此，FCoin创始人张健在朋友圈回应称，该文系“造谣”，并暗示竞争对手煽风点火、炒作八卦。

而此前，他在维权群里跟另一位称自己炒币100还剩4万的群友交流，群友表示因为巨额的亏损整夜睡不着觉，他则安慰群友不要吵架。

后来，陈沛晓删掉了他发在个人公众号“FCOIN血泪控诉”里的文章。虽然在原文中，陈沛晓的诉求是向国家机关控诉了相关公司和人物，但是在当晚的媒体采访中，他这样说道：

“我就想我亏损这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们造成的，你们这边最起码让我把账还了，给我老父亲治个病，救个命……我其实根本就不再指望找他要钱的事儿了，只是想把我的事情讲一讲。对他们这个态度，我真的很绝望，我只是想发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知道这个平台怎么坑人的。”^[4]

喝敌敌畏、跳楼、血泪控诉……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干，那么，这些人其实也不想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但是在集体环境（比如维权群）中，他们很容易和其他人达成共识–要找到一个人为自己的亏钱担责，他们也会在集体情绪的推动下做出自己平时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情。

法律意见

除了极端行为，投资者“维权”还有其它的途径吗？是否能诉诸法律呢？为此，记者采访了国浩律师事务所的齐青律师。

记者：如果陈沛晓向你咨询法律意见，你会怎么回应他？

齐青：陈沛晓事件，不止是在币圈存在，在传统的证券领域也类似存在，但是区别在于，传统的证券领域法律的保护相对比较完善，已经有了制度性的规定。至于陈沛晓事件，在币圈，自9.4之后国内是禁止发币的，8.24又新文装旧酒，再次强调了国内禁止发币。陈沛晓所投资的是币，本身是国家禁止的，且根据以往的法律案例，以民事手段起诉的，维权的结果通常是不理想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安的介入可能对投资者的保护更有利。

记者：但是目前来看，该类事件可能还不在公安的监测范围？

齐青：首先，对于新的事物，本身政府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是滞后的，这个在所有国家都一样，这个法律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其次，近年来对于虚拟货币有关的民事诉讼案例，投资者维权的效果不好，而且在民事诉讼中投资者要举证证明对方存在操纵等损害投资者行为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公安介入，则公权力能够取得的证据将远远超过一个普通投资者。

记者：在你看来，喝敌敌畏、跳楼，血泪控诉，这些极端事件背后的根源有哪些？

齐青：我认为，首先是维权无门；其次，是投资者本身对于新事物的欲望过于强烈，希望压上全部身家来翻身，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投资者的理性在他们的思维中可能已经早已不存在了。市场上的操纵者们正好清楚投资者的这类心理，所以就来割投资者韭菜；最后，我们的司法运转本身是需要很多成本的，不仅仅是经济成本，还涉及到制度成本，在币圈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前提下，司法途径解决投资者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考验司法从业人员的智慧的。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事件会很快推动币圈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加快制定、落地。

记者：那么，“陈沛晓们”这个群体，最正确，最理想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齐青：在面对新事物时，我们抱有希望的同时，还是要保持理性。投资不能总想着一夜翻身做主人，也要考虑下一旦失败了，也很有可能一夜翻身做奴隶的。还有，请在投资前咨询下专业的人员，比如法律专业人员、投资专业人员。不要跟风，不要被所谓的表象所蒙蔽。

记者：你认为未来政府会对这些投资者进行保护吗？

齐青：政府的监管早已经十分紧迫了，但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能在事后的保护是十分有限的，可操作层面的制度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制定、落地。

后记

今天（8月30日），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音频节目“每天听见吴晓波”中说：

“过去两年的比特币热，是草根对精英阶层的一次反向收割，这样的神话很少发生，而且非常地刺激。作为人类，我们区别于动物的唯一特征是我们会想象，而想象力是建构在可能性之上的。来自于他者的行为，通过合理性的延伸，最终投注为自身的现实呈现。想象力激发了冒险，创造了文明，也催生了贪婪的本性和盲众的土壤。”^[5]

所以，笔者认为，敌敌畏、跳楼、血泪控诉事件无一不是贪婪和盲众导致的极端后果，“借贷投资、喜欢追高、无脑梭哈”，这些投资大忌永远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理性，而现实中却又重复着别人昨天的故事，最后还不是留下一地的感慨和破碎的价值观。

参考资料：

[1]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魔鬼的》，三联书店
[2]AI财经社《敌敌畏撒向徐明星》，2018年03月28日
[3]OKCoin币行《OKCoin中国关于聚众滋事事件和不实报道的声明》，2018年03月30日
[4]区块链Truth《独家对话“韭菜”陈沛晓：在FCoin炒币亏了70万，张健让我后果自负》，2018年08月28日
[5]每天听见吴晓波《币圈惨遭集体封号，草根狂欢的时代结束了》，2018年0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