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现在还不成熟。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初期的问题和弱点，同时它们也缺乏广泛的应用，这促使开发人员加速该技术的开发，并为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提供扩展的测试基础。

然而，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专门研究加密货币的小组、中心和实验室，尽管它们本身还很年轻，但它们有望推进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的显著发展。

然而，对分布式账簿和货币的纯粹研究并不是此类团体和实验室唯一做的事情，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也承担了加密货币的宣传和推广角色，就像科学研究一样。而许多研究中心都是由特定的企业资助的，他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议程，这就导致了人们对加密货币的未来是否会被更大的利益驱使而表示担忧。

采取主动

也许最早和最著名的研究小组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字货币计划(DCI)。它于2015年4月启动，虽然目标有点模糊，但其目的是 “从密码学、经济学、隐私学、分布式系统等领域召集全球专家，共同承担这一重要的新研究领域。”

从那以后，它最出名的地方就是与IOTA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去年9月，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IOTA自写的哈希函数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此后这个漏洞得到了修补)。

更具体地说，DCI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主要领域：数字法定货币、验证协议、闪电网络、去中心化自主电网和加密货币教育。尽管它关注这么多领域，但IOTA在今年1月声称，该组织“很少发表同行评议的学术著作”，这让它通过重大研究方式而产生大量成果的形象大打折扣。

在某种程度上说，回顾其发表的论文将验证这种说法，因为在其网站上列出的11篇论文中，实际上似乎只有5篇是小组的成员所写，因为他们成为会员(其中《通过去中心化捍卫网络自由（Defending Internet Freedom through Decentralization）》这篇是一个报告，而不是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

其余的要么是在该组织成立之前发表的，要么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作者发表的，这些作者实际上并不是DCI的成员(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致力于相关的主题)。

即便如此，DCI在引导对闪电网络更开放的研究方面所起的作用意味着它的成果不能仅仅用论文来量化。此外，有几篇“非DCI所写”的论文显示，DCI在宣传麻省理工学院更广泛的学术成果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在《Catena：通过比特币实现高效准确性（Catena: Efficient Non-equivocation via Bitcoin）》一书中，作者感谢DCI主管Neha Narula和DCI为“塑造和提升了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富有成效的对话”。同样，在Avi Spielman的硕士论文《区块链：数字化重建房地产业（Blockchain: Digitally Rebuilding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中，他感谢“麻省理工学院数字货币计划的Michael Casey和Brian Forde，通过他们的课程和活动，让我了解了区块链。”

换句话说，即使DCI本身没有产出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它扮演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重要传播者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它帮助并鼓励了那些之后写出重要论文的人（例如，Spielman的论文一度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房地产中心的2016年度戈文创业奖（2016 Govan Entrepreneurship Award）)。

事实上，如果仅仅是因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作为单独的科学领域存在并吸引大量的专门研究仍过于稚嫩，这样的交流是加密货币研究小组大部分工作的重复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像DCI这样的团体必须通过充当加密货币技术的支持者来填补这个空白，以便其他研究人员、团体和部门更有可能自己研究加密货币技术。

一方支持另一方

这点可以从其他著名的研究团体中看到。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今年6月推出了自己的区块链研究中心，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开发推进这一领域所需的新技术，支持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不过，它还将开展“广泛的教育和拓展项目”，其中包括斯坦福区块链会议、公开区块链研讨会，加上为斯坦福学生开设的课程，以及为其他所有人开设的免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

在英国，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与香港区块链研发公司IOHK进行合作，于2017年2月推出了自己的实验室。尽管该实验室主要围绕“分布式账簿及其应用领域的前沿、业界启发的研究”展开，但它也是“IOHK为在区块链服务领域参与基础研究和学术扩展之目的”而成立，已成为其扩展全球业务的一部分。

同样，在丹麦，哥本哈根信息技术大学（the IT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于2017年6月成立了欧洲区块链中心（European Blockchain Center），旨在“发表并传播关于区块链的知识，并与其他学术机构以及私人和上市公司合作”。鉴于它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对区块链的探讨，那么除了它自己对智能合约和KYC优化的研究之外，它还运营自己的广播站以及与大学商学院联合运营科普性暑期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Omri Ross副教授是欧洲区块链中心的成员之一，他也是哥本哈根HIPERFIT(金融IT的高性能计算)研究小组的成员。正如他告诉Cointelegraph，尽管HIPERFIT 2010年才成立，但该中心所做的工作与区块链研究部分重叠，现在已经很有影响力了。他说道：

“由Henglein教授领导的HIPERFIT项目已经对函数式编程语言的发展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其贡献者包括副教授Elsman和助理教授Oancea，他们同时也是我们Firmo协议的顾问。不用说，这一研究分支的技术水准很高。”

至于欧洲区块链中心(EBC)本身，Ross解释说，“人们越来越关注非中介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在这里，重要的思想和努力已经投入到建立诸如去中心化商业模型和分布式治理等主题的研究领域。而且，如果有的话，如此广泛的焦点所强调的是，对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研究是跨学科性非常强的，它吸收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强调了加密货币如何可以在生活的多个领域产生影响。

EBC等团体的公共宣传工作将非常适宜地帮助他们将不同的参与者引入区块链研究。Ross说，这就是为什么像EBC这样的团体的研究和教育活动“携手并进”的原因，因为教育是研究的动力，反之亦然。他说道：

“我们相信，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为采用这些新兴技术奠定基础。我们的工作基于多年的学术传统，其主要是开源的，我们邀请广大受众参与进来。开放性通常是我们工作的指导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像暑期学校这样的公共活动可以帮助我们与各利益集团的代表直接合作并推进议程的原因。”

私人利益

因此，加密货币研究小组负责传播区块链的知识，并对这此知识进行研究，但他们具有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通常是与其他组织或私人公司合作创建的。例如，斯坦福大学在收到以太坊基金会(Ethereum Foundation)、协议实验室(Protocol Labs)、Interchain Foundation、加密货币交易所omisego、DFINITY Stiftung和PolyChain Capital的“礼物”后，才得以成立研究中心。爱丁堡实验室与IOHK合作成立，IOHK是一家私营公司，“为学术机构、政府实体和企业构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该公司也在Cardano和以太坊上进行开发。

这种关系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科技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区块链研究实验室实际上是由一家国有银行Vnesheconombank开设的。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和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联合推出的一个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获得了专注于加密货币的资产管理和投资公司CollinStar Capital的支持。该公司还投资了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区块链实验室。

这种合作关系没有什么特别，也不存在对与错，因为赞助和企业资助在整个科学和学术界都很普遍。然而，他们可能会对这些团体的研究方向提出问题或进行限制，因为加密货币领域之外的一些例子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公司财务可能会扭曲研究结果。

例如1998年,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它发现那些赞同使用抑制体内钙移动的药物“钙通道对剂”的研究人员更有可能是从生产这种药物的制药公司那里收到了赞助资金。96%的优秀作者都是由这样的公司资助的，相比之下，中立作家和批判性作家的比例分别为60%和37%。

2013年，《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评论》(PLOS Medicine review)的一篇文章还发现，在作出含糖饮料和肥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作者当中，与食品公司有利益关系的研究人员数量是那些不存在任何利益关系的研究人员数量的五倍。

其他更广泛的调查支持了这一发现，201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制药研究的论文和201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多个行业(烟草、制药、铅、氯乙烯和产硅行业)的论文显示了企业是如何对研究进行操控的。他们通常通过制定研究问题，资助专门支持公司利益的研究，抑制不利的研究，围绕研究制定公众谈话，或制定适合企业利益的研究标准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烟草行业中，研究遭到扭曲的案例如此严重，以至于某些期刊现在禁止接受与烟草行业有关的作者的研究。

去中心化地防范偏见

不言而喻的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企业联系和合作扭曲了正在兴起的加密货币研究团体的成果，这只是因为这些团体中的大多数还很年轻，而且还没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很明显，企业对研究的影响是目前存在的一个危险，而且对于一项以去中心化化和(相对而言)不存在既得利益为自豪的技术来说，如此多的公司参与研究进展，无疑会对加密货币技术产生影响，这着实令人不安。

今年6月初，当瑞波向17个研究机构捐赠了5000万美元作为其大学区块链研究计划(UBRI)的一部分时，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这些机构包括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和英国卢森堡大学（University of Luxembourg），这两所大学在UBRI的帮助下正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系内成立了一个新的区块链研究项目。

现在，虽然对于一个加密货币公司来说，第一时间支持一种使区块链成为可能的加密货币研究（例如默克尔树（Merkle Trees））是完全有意义的，但有一种担心，瑞波的影响力可能会使这个研究向一个更有利于其利益的方向上偏向，还不是作为“加密货币”这个抽象的整体上发展。当研究机构发现了项目的缺陷后，公司是愿意继续其研究，还是像MIT的数字货币计划在IOTA上发现一个已修复的缺陷时IOTA基金会所做的那样会做出强烈反应呢?

尽管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人认为，加密技术独特的、去中心化的性质会降低企业对研究产生过大影响的风险。Omri Ross这样解释道：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新项目、工作组、媒体和组织大量涌现。这些团体有些是由研究者的观点所指导的；其他的是这营利性企业而设立的。”

然而，尽管潜在的或别有用心的利润动机可能是影响某些大学研究团体的一个因素，但Ross认为，分布式技术的工作自然倾向于开放性，从而防止特定的利益过多地扭曲研究过程。他说道：

“出于这个确切的原因，我不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行业之间存在通常隐含分歧，请注意，以IBM Hyperledger作为例子来说，这样的企业也非常重视开源社区和决策制定。”

由于区块链平台的运作方式是分布式的，其起着分配需求的作用，因此加密货币的研究必然会被“分配”给相关的利益方，否则他们将很难成功。正如Ross总结的那样，“开发区块链技术的组织的成功通常取决于共享基础结构层的成功。我相信自愿合作的理念是加密货币革命背后的根本驱动力。”

对以加密货币为中心的研究小组来说，是证实或篡改这一观点可能还为时过早。然而，既然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那么也许大学区块链中心将成为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加密技术将帮助不同群体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