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活着，也挺好的，但那他可能对外界很多事物和环境的要求就不会太高，也很难思考其他东西，人类文明可能也跟他关系不大。

但历史以来，有很多人，不仅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不断的寻求一种更优的生存方式，甚至在思考什么样的人类社会制度，是更高尚和文明的。

十八世纪中叶，在欧洲大陆，社会变革加剧，英国虽然因工业革命而活力四射，但大多数人，还依然被十七世纪全盛时期的法兰西王国所影响。认为拥有雄伟的宫殿、勇敢的士兵、强大的宗教、气派的贵族等等，就是最好的国家民族形态。

当时的英国，一群私利膨胀之徒，办工厂、开商阜，到处做生意，从全球贸易的角度，英国人把唯利是图上演到了极致。为了做贸易，限制宗教和国王的权力，社会层面看，似乎到了犯上作乱、礼乐崩坏，信仰缺失，散乱不堪的程度，说白了，技术的进步和思想的超前，也并没有给英国人提振民族自信心，只有赚钱这个目的非常明确，但缺乏新的信仰和寄托，在欧洲大陆看来，英国就是个土得掉渣的暴发户。

直到1776年3月，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正式出版，作者通过对人性和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剖析，提出了“自私自利”的终极价值，批判了统一集权的经济形式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高度赞扬了劳动分工带来的超前生产效率，以及从货币、税收、财政等层面描述了交易交换的强大逻辑等等，并倡导自由贸易，希望政府尊重“市场行为”这只看不见的手，从而实现国富民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后，引起了空前的讨论，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我曾看到有人这样评价，“国富论”对于西方思想界是一颗巨磅炸弹，蒸汽机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而亚当斯密的思想则告诉我们该如何使用这股力量。亚当斯密本人，真真切切成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英国虽然早在1215年的时候，国王与贵族之间就签署了著名的《自由大宪章》，但这并没有使得英国在欧洲崛起，跟西班牙、荷兰、法国等相比，没有体现出什么优势，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自由大宪章》仅仅是限制了国王的权力，降低了“剥削”，但并没有找到一条创造财富的理论。

“国富论”的出版，对当时英国人民的影响是空前的，使得英国人真正非常自信的看待自己追求的这一套社会行为真正的价值所在，认为市场经济的先进性无与伦比，可以说找到了一条创造财富的法门。

对世界的影响也可以说翻天覆地，首先“国富论”的出版，使得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看法有了根本性改变，认为释放殖民地人民的创造力，强化分工体系，跟殖民地做贸易才是让英国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式。从而才有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殖民地的顺利独立，英国并未做殊死的军事对抗，美国是否成为今天的美国，存疑。

亚当斯密的理论逐步在欧洲建立起持久的影响力，“国富论”发表十多年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资本主义开始烈火燎原式蔓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走向了历史舞台。

时至今日，以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依然是世界经济组织关系的主流模式，有人甚至说，是亚当斯密发明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新的文明。

然而，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社会变革依然剧烈，人们依然在思考未来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关系，资本主义崇尚的社会分工、自由贸易、劳动价值等等，都成为一种基本的经济结构，人们开始渴望摆脱后工业时代的各种束缚，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更近一层的了解自我并设想和建构新的世界。

资本主义的发展，跟工业革命紧紧的捆绑在一起，工业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组织的高效协同、强大的竞争和社会乃至全球分工体系，这就导致大量服务中介的诞生，这也是精细化分工的结果。

第三方监督机构、第三方调研机构、第三方实施机构等等，这种分工带来的效率是空前的，但也不断的制造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民众的安全感实际上越来越依赖于机构或主权的信用和能力水平。

比如我们吃东西是否安全，只能相信食品安全检验机构；当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飞机驾驶员有没有抑郁症，我们只能相信航空公司等等，尤其是在货币层面，我们不需要了解任何关于货币的价值和属性问题，只要疯狂的去赚钱就好了，最终也只能寄希望于央行能够信守承诺，货币能够保值。

然而，我们没必要质疑因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分工体系，但我们有权利质疑与此同时形成的，利益分配，以及监督和制衡体系。

我们对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方法和逻辑没有异议，但越来越明显的财富分配不均问题，监督无效问题，透明度不够引发的信任问题等等，都需要一个新的技术革命，以及新的社会认知模型来完成重塑。

后工业时代的特点是，不需要劳动力的大规模协同，流水线变成了可定制的生产方式，工业制造离普通人越来越近，一切可定制；另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物理层面的协同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价值观消费时代的来临，使得生产的多样化和灵活性更加明显。人们的协同，更体现在相距千里的信息沟通层面，而不是进入同一家工厂。但这也给这种信息时代的新型协同关系带来了信任层面的巨大挑战。

在古代，权力阶层（组织方），只能通过宗教和道德圣贤，把管理的触角伸长到几千公里之外；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爆发之后，人们可以用强大的现代工具，尤其是信息技术来完成协同和管理，并组织生产。但当互联网时代到来，智能制造逐步普及，工业领域的大规模劳动力协同逐步降低之后，能够满足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又能大规模取信于民众，使其参与新的非物理性分工和协同的工具，到底是什么？如果无法搞明白这个问题，对未来社会的思考，将是空洞的。

2009年比特币的出现，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乌托邦的创新，但实际上比特币这个没有任何物理协同的虚拟产品，目前市值超过千亿美元，全球数百万人相距万里协同分工自行运转而愈加繁荣。

而后诞生的区块链技术革命，也被认为是一个口号大于实质意义的东西。但区块链带来的社会思想变革，其影响远远不止于我们当下的所见，因为区块链这个技术，改变的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底层利益分配和协同逻辑，同时颠覆了原有的劳动价值论和分工协作逻辑，使得看上去成为了一个更加逐利且失去组织性的乌托邦模式，很多人根本看不懂。

就像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出版之前，没有人能看得懂英国这套“自私自利”的小商人体系到底有什么价值一样，如今依然没有人能够了解区块链带来的变革到底是什么。

社会需要新的协同方式，这种协同方式超越了地域、文化甚至是各国的政府组织，需要全新的信任机制，而货币这个承载着巨大共识能量的工具正在等待人类的二次开发，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定义为货币主义（从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区块链革命与货币主义），那么它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协同和效率，直接从认识货币到建立协同，再到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共识链条上，铸就一个新的文明。

但这种探索，成功与否的条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思想层面的革命性著作和实践领袖的诞生，以及有多少有影响力的人会被这种思想所征服，并激发人们大规模的付诸于实践。这看上去因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而变得简单，但也放大了保守派和反对者的影响力，因此要进入到区块链货币主义时代，可能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