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我在布拉格参加了一场很不一样的区块链大会，Devcon4，类似苹果的WWDC，以太坊生态的参与者基本都到了。这次活动大概有3000多人参加，来自中国的参会者特别少，大概50人。

和之前我参加过的国内区块链活动不同，Devcon4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不管是台上的演讲还是台下各自的交流，几乎没有人讨论币价，大家关心的主题就两类：

1. 技术上有什么新进展

2. 技术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去帮助区块链世界发展的更好

四天的会议，我一直处在这种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Culture shock ，同时也有很多疑惑，为什么中国区块链行业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呢？我隐约有些答案，但是总觉得缺了一张拼图。

直到Devcon4最后一场panel，主办方请到了Stewart Brand，老爷子慢慢讲述往事的时候，我好像找到了那张拼图。

Brand在国内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和《全球概览》。其实他的人生远比这本杂志更丰富多彩。他不单做出了被乔布斯称为“影响硅谷一代人”的全球概览，还是60年代嬉皮运动标志事件Trip festivel的主办者之一。

1966年 他公开呼吁NASA公布一张能看到地球全貌的照片。

1968年 他帮助Douglas Engelbart完成了”Mother of all demos”，展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技术：Hypertext,Email, 鼠标和视频通话。

1985年 他和朋友一块成立了WELL，首个公共影响力巨大的在线论坛。

1996年 他又做了Long Now Foundation，鼓励人们从长期视角考虑问题，比如一万年后人类会怎样？

看着台上的老爷子，我意识到虽然同在一个地球，但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做出上述任何一件事情。这半个世纪，中国和西方就像是在平行宇宙里各自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联系多了起来，现在情况又变了，未来会如何还真说不准。

Brand出生于1938年，中学就读于扎克伯格的母校，1960年毕业于斯坦福生物系，22岁。如果生在中国，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接下来会有怎样的经历呢？

1966年 正是文革开始的那年
1968年 开始上山下乡
1985年 改革开放之后的反复期，邓小平首次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96年 好像没什么重要事件，但没关系，已经离得够近了

王兴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当下的很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均GDP太低了。另外一句是，去一个地方之前，先查查当地的人均GDP多少，就能预估当地的大致情况。

这两句话粗暴又真实。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GDP勉强挤到了80名左右，距离美国和欧洲差距依然遥远，而且越往后越难追。从物质基础上看，我们本来就在两个世界。

这次在布拉格，我和Airbnb的房东聊天，他和我年纪相仿，专职做民宿。他和很多中国房客聊过，知道北京的生活压力很大，雾霾很严重。我问他：“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头疼的问题么？”

他想了想，说，“没有。布拉格有点像童话里的城市，大家的生活比较简单，下班了就和朋友去喝酒。”

后来这几天，我发现街上最多的的确是酒吧，每晚在街上走，隔几步路就是一家酒吧，几个小伙子在门口聊天，里面也很热闹。

布拉格的确配得上童话里的城市这个评价。作为哈布斯堡的首都，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各异，保留了不同时代的记忆。

城市不大，人就更少了，只有100多万人，捷克全国也只有300万人。人少有很多好处，不用修太高的住宅就能满足大家的住房需求，三条地铁就够，上班高峰期也不拥挤。地铁里居然有不少是给新书做的广告，车厢里也有不少人看书。

同行的阿树问我：“你觉不觉得这个城市有种不变的气质，就是，我不着急，我就在这做一件事情，坚持把它做好。但是在国内，所有的事情都在飞快的变，逼着大家很难静下来做一件事。”

如果国内大部分年轻人还需要为住房、医疗和教育问题殚精竭虑，哪里有合适的土壤去支持区块链这样冒险的创新呢？

如果中国真的富起来之后呢？

物质基础当然重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精神可能更重要。中国的精神基础，可能注定了无法孕育出区块链这类技术。

就像李约瑟的疑问：为什么明朝时的中国已经相当富裕，但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还是在西欧诞生的？

答案有很多，挑几种流派来看：

1. 制度差异 西方更注重保护私人产权和专利，发明创新是一件可持续而且有高额回报的事情。中国则是大一统中央制，一切都是皇帝的。

2. 文化不同 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构建了西方文化的底色，而中国的儒家文化则是尊崇古代，束缚人的自由思想，抑制创新。

3. 自然环境和人力 中国人多地少，西方反之，所以中国倾向于发展提高土地效率的技术，而西方则发展提高人效的技术。

如今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变的更西化了，我们开始注重保护个人产权，鼓励创新，但是很多改变只停留在制度层面，文化的改变注定是缓慢的。

我们真正进入区块链这个领域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九个月，很快就能感觉到这个圈子里的核心文化特点非常鲜明，脱胎于密码朋克，和60年代的嬉皮士、Hacker一脉相承。他们天然相信一件事情，就像Brand说的：

“掌握必须的工具和技能，能够让我们更自由，这些工具和技能包括电脑，编程，无线电，互联网，开源软件，区块链。有了它们，人类就能在关键事务上不用依赖中介机构，可以免于被奴役。”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我反正听着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的确，我在很多书里能接触到这些想法，但是在真实生活中，我很少碰到打心底里相信“工具能让人更自由”的人，谈论这一点的人都很少。但是在这个领域，却是大家不言自明的共识。

认真的说，我都不确定上面那段话能不能在微信里发出去。我突然明白了奥威尔在1984里说的创造新语言的含义，没错，如果大家没法讨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不存在了。

拥有这种共识的群体，会以外人看来难以理解的思路来做事。

他们会放弃城市里的生活，转而去野外聚集成公社，自己动手建造家园，房子，水电，艺术，防卫，所有的一切Start with yourself。

他们会坚持做一个供全人类使用的通信网络，操作系统，加密工具和货币，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无需许可的，哪怕一开始要在性能和易用性上做妥协。

其他人可能会问，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们已经有很好的生活和工具了啊。

他们会回答：有些东西不能用“有用”来衡量，比如科学，自由，人。

到目前为止，区块链基础技术的突破，基本上都来自国外，中国则在交易所、钱包、矿机矿池这些应用领域有亮眼表现。这种局面暂时看不到扭转的希望，如果区块链果真能在这十年里得到广泛应用，中国大概率会像之前一样，又一次错过底层技术革新，而在应用层大放光彩。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啊，先让他们去摸索，等基础设施搭好了我们再上也不迟，互联网我们也是后来者，不是一样有腾讯阿里这样的世界级公司么？

这么做的确是很有效的跟随策略，规避很多风险，代价是我们的底层技术永远跛着一条腿，很多地方是一旦落后就很难追上来，比如现在的芯片和操作系统。

若干年后，历史学家也许会重新提问，为什么区块链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我们身处这段历史中，尽可以睁大眼去看，甩开手去做，却不知未来的人，会如何评述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