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提出，唯有全面历史地理解了债及其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估量我们走进的新时代。他的文章有助于我们弥补自己历史知识中的缺陷。

以太坊 Vitalik Buterin 等执着推荐的 David Graeber《Debt: The First Five Thousand Years》，中文译本《债：第一个 5000 年》究竟写的是什么？链闻 ChainNews 在这里推荐 David Graeber 概述虚拟货币历史的文章。精彩片段，值得深读。

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中，往往会系统性地忽视暴力的角色，而在战争与奴隶制创造并行塑现在「经济」基本制度的过程中，暴力扮演着绝对中心的角色。此外，起源也很重要。暴力多半是隐性的，但它被内嵌入经济常识的特有逻辑，不会也不可能存在于暴力垄断及暴力系统性威胁之外，而当代国家正维持着这些暴力。

从奴隶制度开始。债，常被认为是绝对、无限，且不可兑现。原则上来说，他能够索取任何他想索取的东西。所有的债务，即义务，你可能欠他人的，或者其他人欠你的。对于奴隶来讲，你所欠主人的债就是你所有一切现存物。

首先，众所周知的，这是奴隶制度的另一典型特征，也是其定义特征，即奴隶可以买卖。绝对债务，事实上，是能够被精确量化的。有充足的理由使得创造一种类似于当代货币形式的东西成为了可能。人类学家过去常常认为，原始货币的起源，即在非国家社会所发现的所谓货币，如所罗门群岛的羽毛货币、伊洛魁人的贝壳念珠等，大多都是用于婚礼、解决血族世仇或者其他人际关系，而不是买卖商品。譬如，如果奴隶身份是一种债，债因而导致了奴隶制度。

债，使得想象任何一种如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形式成为可能，并因此生产了被称为「市场」的东西：一个可以买卖任何东西的场所。所有的客体，像奴隶一样，被从其先前的社会关系中拔出，仅仅以货币的关系存在。

但与此同时，债作为一种征服的逻辑，正如我提到的，也能够走上另一条道。从历史上看，关于是否允许债务逻辑完全不受控制，国王们往往都显得无比矛盾。不是因为他们对市场怀有敌意，恰恰相反，他们一般都会持鼓励态度。因为政府发现，要直接从其臣民那里征收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很是不便；而鼓励市场然后从市场买进则要简单得多。

早期市场经常伴随着军队、皇家随从，设在王宫、军队驻地附近，这有助于解释皇家法庭着实令人费解的行为：通常来说，国王控制着金矿和银矿，那究竟为什么他们还要把自己的头像压印在金银币上，把它倾倒在民间，然后要求以赋税的形式又重新返还？唯一合情理的解释是，征税其实是迫使所有人获得硬币的方法，这样即可推进市场。因为市场很方便接近。

然而，关键问题是：这些税是如何合法化的？为什么国民会欠税？如果他们得到了偿付，那么他们会解除什么样的赋税？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征服的权利。事实上，在古代，自由公民不管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还是罗马，都不需要因为这个原因而直接缴税。但很显然这里进行了简化。如果国王们宣称，据政府的权利，他们有权决定其臣民的生与死，那么，臣民的债也是无限的。至少在那个语境下，他们彼此的关系及所欠彼此的债都变得无关紧要。他们一切的存在，只与国王有关。这反过来可以解释为什么国王、帝王始终如一地试图规制主人对奴隶的权力，以及债主对债务人的权力。至少他们一直坚持，如果他们有权力，那么那些生命已经得到饶恕的俘虏 被剥夺自由的人 就不能再被他们的主人所杀死。事实上，只有统治者有决定他人的生死的任意独断的权利。一个人根本的债是欠国家的，这是唯一真正无限制的债，据此国王可声称的对其绝对的，宇宙般无上的所有权。

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 1735 年的作品《浪子生涯》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逻辑依然伴随着我们。我们谈论一个「社会」法国社会、牙买加社会，我们谈论的是由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人民。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模式。

「社会」其实是国家，国家的逻辑是征服的逻辑，而征服的逻辑根本上与奴隶制的逻辑相同。的确，在国家的辩护士手中，这逐渐被转型成了一个更加仁慈的「社会债务」概念。这里我们可以讲一个小故事，一种迷思。我们生来就背负着对社会无限的债务，是社会抚养、培育、喂养我们，并给了我们衣服蔽体，对于那些死了很久，发明了我们的语言与传统的人，对于那些使我们的存在成为可能的人，我们都欠下了他们的债。在古代，我们以为这些是我们欠上帝的用牺牲来偿还，也许，牺牲只是还掉了利息而已，最终，我们要用死亡才能偿清。后来，债被国家所继承，国家自身是一个神圣的制度，赋税替换了牺牲，兵役替换了生命之债。货币不过是社会债务的具体形式，是社会债务的管理方式。

凯恩斯学派嗜好这样的逻辑。不同政治派系如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甚至如奥古斯特·孔德这样的秘密法西斯分子 就我所知的，他是第一个创造「社会债务」这个词组的人也是如此。但这个逻辑还穿透了我们很多的常识：打比方说，「某人向社会偿债」，或者「我觉得我欠了我祖国什么东西」，或者「我想要偿还什么东西」，这样的语句。在这种情况下，相互权利和义务，相互的责任，这种本是自由人彼此能够结成的关系，总是会被包含入「社会」的概念。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所有人平等，仅仅是作为国王肖像现在不再可见 前的绝对债务人而平等，国王成了你母亲的替身，推而广之，人性的替身。

因此，在我看来，非人性市场的主张与「社会」的主张通常是并列的——当然会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在各种实践方式中反复来回折腾——但这两者根本上都建立在一个非常相似的暴力逻辑基础之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不足挂齿的历史起源问题：如果没有持续性的武力威胁，国家与市场都不可能存在。

那么，另一种历史是什么样的？

Towards a History of Virtual Money 关于虚拟货币的历史

起初，货币并不是以这种冰冷、金属以及非人性的形式出现的。它原本是以一种度量尺度、一种抽象物的形式，同时也作为人类之间的关系 债务与义务 出现的。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从历史上来说，正是商品货币总与暴力最直接地关联在一起。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金银是战争的同谋，而不是和平贸易的附属物。」[1]

原因很简单。商品货币，特别是金银形式的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不同，最为主要的特征是：它可以被盗取。因为金或银的铸块是一种没有谱系的物体，在大部分历史中，金条、银块与当今毒贩塞满美元的行李箱所起到的是同样一种作用，作为一种在以此易彼的价值交换中没有历史的客体，它在任何地方都会被接受，而不会被追问来历。结果是，人们可以将人类过去 5000 年历史看作是一种交替的历史。信用制度逐渐显现，并在社会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占据主导位置，遍及信托网络，无论其创造者是国家，或 大多是时候都是跨国机构，与此同时，贵重金属则在以普遍的劫掠为特征的时期取代其位置。掠夺性的借贷体系当然存在于各个时期，然而在货币最容易兑换成金钱的时期，它们的危害似乎也最具破坏性。

因此，作为试图辨别定义了当前历史时刻的大节奏的起点，请允许我以虚拟货币与金属货币的交替为依据，提议下面的欧亚历史分解方法。

I. 第一农耕帝国时代 公元前 3500-800 年

主导货币形式：虚拟信用货币关于货币起源的最佳信息追溯到了古美索不达米亚，但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其重要性与法老时期的埃及、青铜器时代的中国或者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何根本不同。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当时主要为大型的公共机构 庙宇和宫殿 所控制，通过在银和基本农作物与大麦之间建立固定的等价物，它们的官僚管理者有效地创造出了帐目货币。债用银来计算，但很少被用来做交易。相反地，他们用大麦或和其他任何恰巧顺手又易于接受的东西来付账。较大的债务则被记录在楔状牌上，楔状牌为交易双方所持有，以此为担保。

当然，市场确实存在。那些并非为庙宇或宫殿田庄所生产、因此不受价格管理计划所管制的特定商品，其价格通常会根据供需的异常情况而波动。但大多数日常买卖实际行为，只要不是在两个彼此完全陌生的人之间进行，看起来是通过信用来交易的。比如，「啤酒店老板娘」Ale women 或者本地的旅馆老板，招待啤酒或者租房，会把顾客的消费记在账单上。一般来说，总数会在收获时节得到妥善处理。市场的卖主，大概与今天非洲或中亚的小规模集市的卖方一样，建立了值得信任的客户名单，他们可以给这些顾客延长信用。

利息货币的习惯同时也起源于苏美尔，而其他地方比如埃及是否有此习惯尚无法确证。利息率固定为 20%，2000 年来一直保持稳定。这并不是政府控制市场的迹象：在这一阶段，这样的机构正在促进市场的形成，然而，这导致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遇到坏收成的年头，农民就开始变成富人完完全全的负债者，并由于这债务奴役，而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农田，直到最终放弃他们的家庭成员。慢慢地，这种境况似乎就会演化成社会危机——并未怎么导致民众起义，而是让普通人彻底离弃了城市和定居领域，成为半游牧的「强盗」和抢劫者。

将石板一扫而净，取消所有的债务，宣布全面大赦或者「自由」，所有被奴役的劳体者因此得以返回他们的家园，这种做法很快便成为了每一任新统治者的惯例。耐人寻味的是，人类各种语言中我们所知的第一个表示「自由」的词，苏美尔语 Amarga，意思正是「回到母亲身边」《圣经》的先知们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禧年，籍此每过 7 个安息年，所有的债务同样被取消。这是《新约》中「救赎」观念的直系祖先。正如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逊所指出的，世界历史的一个不幸是，当美索不达米亚的有息货币借贷制度向外撒播时，其原始的账单与结余却并未同时跟随借贷制度到达大多数地方。

II. 轴心时代 公元前 800 – 公元 600 年

主导货币形式：金属货币制度与金条银条

这个时代出现了金属货币制度，所有主要世界宗教在中国、印度和中东的诞生。[2] 从中国的战国时期到印度的十六大国时期，以及伴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 及其随后的解体，过程中的大屠杀与大规模奴隶化，这是一个世界大部分角落里创造力蔚为壮观，但同时暴力几乎也同样惊世骇俗的时期。

允许实际运用金和银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制度也让市场创造成为可能，而这个市场也具有了与如今这个术语更令人熟悉，更非人性的意义。贵重金属在一个处于普遍战争状态的时代要受重视得多，因为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它们可被盗取。毫无疑问，货币制度的发明，并不是为了促进贸易，古代世界中完美的商人腓尼基人是最后采用货币制度的人之一。它第一次被发明似乎是为了给士兵发饷，第一次这样做的，可能是小亚细亚吕底亚的统治者，他们用它来给希腊雇佣兵支付工资。另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迦太基，很晚才开始铸造硬币，而这时候已经很明了，就是用来放饷给它的外国士兵。

古代世界中完美的商人腓尼基人的商船

藉由文物古迹，人们可以继续谈论吉弗里·英厄姆 Geoffrey Ingham 所冠名的「军事—货币制度复合体系」。但如果他把它称为一个「军事—货币制度—奴隶制度复合体系」也许会更好些。因为新军事技术 希腊的重装步兵、罗马军团 的扩散，始终都与俘虏和奴隶的市场化紧密相连。奴隶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债：现在，国家不再周期性地抹净石板，那些不够幸运，没能成为主要军事城邦的公民的人，没法像公民那样受到保护并幸免于掠夺性的放贷者的侵害，于是便成了被捕猎的猎物。近东的信用体系没有被商业竞争所压碎；却被亚历山大的军队破坏，这些军队每一天的薪饷需要足足半吨之多的银条才能满足。金银块矿一般由奴隶来生产。军事运动反过来则确保了源源不断的新奴隶。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帝国的税收体系，主要被设计用来迫使他们的臣民创造市场，这样的话，士兵 当然也包括政府官员 就能够用那些金银条买到任何他们想买的东西。这种非人性的市场曾一度在各个社会之间，或军事活动的边缘地带繁荣起来，现在则开始渗透整个单一的社会。

不管他们的起源有多么华而不实，交换新媒介——货币制度的发明几乎同时出现在了希腊、印度和中国，并似乎有很深远的智识影响。甚至有人提出，希腊哲学自身正是靠货币制度所引出的概念发明才成为可能的。最不同寻常的例子是，几乎在货币制度早期传播的同一时空里，那些行将发展成现代世界宗教的东西出现了：先知的犹太教、基督教、佛教、耆那教、儒教、道教，最后是伊斯兰教。尽管确切的关联还有待充分探索，但在某些方面，这些宗教的出现似乎是对市场逻辑的直接反应的结果。做一个粗糙的解释：如果有人将某个社会空间简单地降格为对物质事物的自私获取，那么几乎不可避免地，旋即就会有人出来开辟出另外一个场域，从终极价值的视角，宣扬物质事物本无足轻重，自私——甚或自我——皆是虚幻。

III. 中世纪 公元 600-1500 年 [3]

虚拟信用货币的回归

如果说轴心时代出现了商品市场和普世宗教的两种相互补足的理想，那么中世纪则是这两种制度开始融合的时期。宗教开始接管市场体系。从国际贸易到地方集市的组织，所有事情都逐渐转由宗教权威所定义和规制的社会网络来实施。反过来，这使得不同形式虚拟信用货币又回到了整个欧亚大陆。

在欧洲，所有这些都被置于基督教世界的庇护之下，货币制度只是零星地，不规则地流通。纪元后 800 年的价格计算主要是依据如今已消失的老加洛林王朝通货，那时候，它实际上被看作是一种「想象货币」。但日复一日的普通买卖主要是通过其他方法来实施。譬如，一种普遍的权宜之计是用符木，这种刻有 V 痕的木块会被一分为二，作为债务记录，一半为债主持有，另一半则为债务人持有。一直到 16 世纪，英格兰大部分地区都还普遍地在使用这种符木。较大规模的交易则用交易账单来处理，大型商业集会充当了结算所 票据交换所。与此同时，教会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对有息贷款实施严格控制，并禁止债务奴役。

然而，中世纪世界经济真正的神经中枢是在印度洋，它连同中亚的商队路线，将印度、中国和中东文明连接在一起。在这里，伊斯兰教构架主导者贸易，它不仅提供了颇有助于商贸活动的法律体系 绝对禁止有息借贷，而且维持全球相当大区域里商人间的和平关系，并允许各种精密复杂的信用工具的创造。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西欧相对来说都是后来者：大多数金融创新直到 11、12 世纪才达到意大利与法国，而它们在八或九世纪便已经通用于埃及和伊拉克。譬如，「支票」一词，便是从阿拉伯语 sakk 伊斯兰商人手写的信用证明 演化而来，而直到纪元 1220 年左右它才出现在英语里。

而中国的例子则要更加复杂：中世纪初始，佛教正在中国快速扩张，虽然它根本不可能制定法律或者规制商业，但依然通过当铺的发明而迅速地行动起来反对高利贷者。第一批当铺以佛家寺庙为基地，向贫穷的农民提供了当地高利贷者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尽管很快，国家便不断重申自己的地位，正如「国家」在中国所一直做的那样。但正是因为这种做法，它不仅规制了利息率，并试图废除劳役偿债制，而且通过纸币的发明而彻底地废除了金银条。同样地，这一切也都伴随着各种各样复合的金融工具的发展。

这一切并不是说，在此期间并未曾发生过大屠杀和劫掠 尤其是在大规模游牧民族入侵期间，也不是说在很多时间和地点，货币制度不是一个重要的交换媒介。但真正为这个时代定性似乎是另一个方面的运动。中世纪大多数时间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与强制机构脱钩。有人可能会说，货币转换者被请回了寺庙，在那里，他们被置于监督之下。结果是，以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信托为前提的机构兴盛起来。

IV. 欧洲帝国时代 1500-1971 年

贵重金属的回归

随着欧洲帝国大时代的降临——先是伊比利亚人，还是北大西洋——这个世界涌起一股复古潮：大规模奴隶化，劫掠，破坏性战争，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金银条作为通货的主要形式的迅速回归。历史调查研究的脚步，可能在证明这一转型的源头要比我们通常设想得复杂得多之后便停下。在对新世界的征服开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回潮。比如，向金银条回头的运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 15、16 世纪明朝初期的民众运动，它最终迫使政府废除的不仅是纸币，而且是任何对其自己的通货课税的企图。这导致了庞大的中国市场回到了一种非铸币的银本位。因为税收逐渐被折合成了银，由此，很快它便或多或少成为了中国的官方政策，即尽可能地向这个国家引进更多的银，以便压低税收，防止新一轮的社会动荡。对银突然增大的需求对整个全球都造成了影响。西班牙征服者所劫掠，以及后来西班牙人从墨西哥与波托西的金银矿里 以几乎无法想象的人类生命为代价 索来大多数贵重金属，最后都被运到了中国。这些最终发展至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全球范围的连接当然都被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下来。最关键一点是，将货币与宗教机构剥离开来，然后再将它重新与强制机构 尤其是国家链接，而与此相随的是金属主义货币学派 [4] 的意识形态的逆转。

在这种语境之下，信用总体来说是一种国家事务，而这些国家本身是靠赤字财政来运转的，相应地，这一种信用形式的发明，是为了向日益扩张的战争提供资金。在国际范围内，从 19 至 20 世纪初，不列颠帝国坚定不移地维持着金本位，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则因为金银本位之争而爆发了大型的政治斗争。

显而易见，这也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代表制民主等等上升的一个时期。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不是要否定它们的重要性，而是提供一种用不那么熟悉的语境来看待这种熟悉的事件的框架。譬如，它使得我们更容易追踪战争、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之间的纽带。又譬如，历史上，雇佣 工资 劳动制度最早出现在奴隶制 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工资合同真正的是奴隶租赁，比如希腊、马来城邦，而它又曾与不同形式的劳役偿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事实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们以自由的名义铸造了这些制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所以为的经济自由根本上不是依赖这样一种逻辑，即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它都被认为是奴隶制的真正实质。

V. 当今的时代 1971 年之后

债的帝国

可以说，当今这个时代肇始于 1971 年 8 月 15 日，这一天，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正式中止了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并有效地创造了当前的浮动汇率制度。总而言之，我们回到了一个虚拟货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几乎可以不用纸币便可进行购买，而国家经济则很大程度上由消费债务所推动。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可以讨论资本的「金融化」，藉此，通货和金融工具的投机变成了其自身的一个领域，而与任何与生产甚至商业的即时关系脱离开来。当然它也是进入了今天的危机的一个领域。

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正式中止了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

关于这个新时代，我们有把握说些什么呢？到目前为止，能说的少之又少。三十年，又或者四十年，相比于我们所曾应付的范围，简直不足挂齿。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才刚刚开始。但仍然，先前的分析，无论有多么粗糙，都允许我们提出一些明智的建议。

正如我们所见，历史上的虚拟、信用货币时代同时也创造了某种支配性的制度——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圣王权、摩西的禧年，伊斯兰教教法或者基督教教会法——都对债务潜在的灾难性社会后果施行了某种控制。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用制度 通常并不与国家保持着严格的一致性，且往往规模更大 保护借贷者。迄今为止，这一次运动是另一种方式的一次掉转：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个有效的星球管理体制的诞生，它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政治经济复合体和其他金融机构而运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然而，这个装置很快便被抛入了危机之中，先是因为全球社会运动 改变—全球化运动 的快速发展，它有效地破坏了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制度的道德权威，令其中很多组织接近破产的边缘，然后是现在，它们所疲于应付的银行业危机和全球经济崩溃。

尽管虚拟货币的新时代才刚开始，其长期后果还不甚完全清晰，但我们已经可以说上一两句了。

首先，迈向虚拟货币的运动，其自身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潜在后果。事实上，它也许正意味着其对立面。对人类大部分历史而言，虚拟货币体系的设计和管制，为的是确保没有像资本主义这样的东西能够在一开始就出现——至少不是以目前的形式出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被置于当前这样一种处境下，而这种处境在历史上其他很多时期都被认为是与奴隶制同义的。

第二点是，强调暴力在定义我们借以想象「社会」与「市场」两者时，以及我们很多关于自由的最基本观点的那些特殊术语中，事实上所扮演的绝对关键的角色。一个不那么彻底被暴力所渗透的社会很迅速开始发展其他的制度。

最后，在国家和市场的双胞胎智识分子紧身衣之外思考债务能够挖掘出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比如，我们可以问：在一个其暴力基础被猛然抽走的社会中，怎样才会真正地解放彼此欠债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应该对彼此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和责任？

期望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够开始问此类的问题。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一切都难说。

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最早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一个乡村社区开始他关于旧贵族和旧奴隶之间的关系的独特研究。研究作为政治工具的巫术、权力的本质、声望，以及历史的意义。他最近刚刚完成了关于社会运动的一项研究，关注直接民主的原则，并广泛地论述了人类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目前他正在进行关于债的历史的研究。

注：

[1] Geoffrey W. Gardiner, ‘The Primacy of Trade Deb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ney’, in Randall Wray (ed.),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Cheltenham: Elgar, 2004, p.134.

[2]「轴心时代」这个词组最早是为卡尔·雅斯贝斯所创造，用来描述公元前 800-200 年这一相对短暂的时期。他认为在此期间，几乎所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主要哲学都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和东地中海地区。在这里，我采用了刘易斯·芒福德对这个术语更为外延的用法，即这个时期诞生了所有现存的世界宗教，其大概范围从波斯锁罗亚斯德拜火教时期延伸至莫罕默德时期。

[3] 在这里，我把一般被认为是欧洲「黑世纪」的时期归入到了更早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主要是掠夺性的黩武主义因此而导致的金银条的重要性：维京海盗抢劫，并收取了英格兰人在 800 年代缴纳的「丹麦赋税」，这也许是一个掠夺性的黩武主义与大规模囤积金银齐头并进的时代最后的诸宣言之一。

[4] 当然，关于物物交换以及货币的商品理论的神话，在这个时期也获得了发展。
来源：链闻Chain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