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罗纳德·哈里·科斯，通过了商学士考试并获得一笔欧奈斯特·卡塞尔爵士旅行奖学金。依靠卡塞尔旅行奖学金，科斯在美国度过了1931—1932学年，那时他研究美国工业的结构。在美国庞大的工业企业组织中，科斯观察到：“不同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为何存在差异”、“为何工业企业内部存在计划手段调配资源”。当时，列宁建立的苏联计划经济体系对英国经济学家形成了一次理论考验。与欧美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否定苏联模式不同，科斯发现，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里，实质上的中央计划型经济也广泛存在。

在他看来，苏联的计划经济做法意味着背离专业化的变动，而将经济要素置于单一（企业）控制下的做法，反而能降低成本。这令人困惑，他不断修正和完善其恩师阿诺德·普兰特的理论框架，最终获得了深刻洞见。1937年科斯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该文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产业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这一重要的范畴来予以解释。

科斯：经济学家中的科学家

科斯创造性地以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的存在以及区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区势传媒Locke认为，虽然科斯因这一理论于1991年获得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被大大低估。经济学诞生400年来，各种学派都围绕着市场还是计划，市场还是政府，宏观还是微观，争论不休；经济学历史也围绕着现实经济问题在二者之间来回折腾。折中主义大师马歇尔虽然综合了1890年之前的各派经济学，并开辟了新古典主义，但是马歇尔的中庸之道有些机械、牵强、甚至矛盾。萨缪尔森的出现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但是没有解决二者的矛盾，更大的意义是以教科书般的方式为凯恩斯主义传经布道。

科斯告别争议和机械结合，以“交易成本”这一微观概念为维度，解释了企业与计划为何存在于市场之中，以交易成本大小识别市场与企业、市场与计划的边界。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科斯从客观规律（而非人为）中探索到了市场与计划的融合之道，具有科学意义，可谓是经济学家中的科学家。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发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同样的方法解释了国家为何存在以及国家与市场的边界。科斯及新制度经济学们接过旧制度经济学的衣钵，证明一直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制度的作用。市场与制度，是经济体系中两大互为补充的力量。科斯将政府与市场的矛盾焦点转向制度建设。

从交易成本为维度，区分国家机制、企业机制、市场机制。当交易成本很低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当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协调成本时，企业出现并以内部计划的方式实现资源配置；当交易成本高于政府生产、分配、保障公共产品的成本时，国家机制发挥作用。经济系统中，企业机制的微观计划、市场机制的中观调节与国家机制的宏观调控共同促进资源高效、合理配置。

市场机制应该是最早产生的，像万有引力般存在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有商品就有交换，有交换就有市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整供需，像超级计算机一样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国家机制是人类协作的创举，是居高不下的交易成本倒逼形成的。与交易相比，有时掠夺的成本要低得多，相互掠夺与担心被掠夺极大地阻碍了人类协作与交易，于是通过协商实现协作、完成交易、保护私权的公共机制即国家机制产生了。国家机制从诞生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革命、变革的冲击，很多国家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卢梭、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杰斐逊、富兰克林等精英在欧美国家创立了现代国家制度。最近一个世纪，美国的国家制度具有优越性，其分权制衡的联邦制和三权分立体制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性。

我们着重讲企业机制。企业制度历史悠久，但促使其登上历史舞台的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今天我们的生活被公司所包围，以至于我们几乎忽略该制度带来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公司制度是一种可以与蒸汽机、计算机相提并论的制度发明。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大洋大洲开始融入全球化，国际商品贸易从此开启海洋时代的大门。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为了胡椒和香料，欧洲人远涉重洋，打开了东西方贸易的大门，这是一场逐利而冒险的博弈。1602年3月20日，在一位名叫约翰·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荷兰律师的斡旋下，荷兰议会批准并颁发了东印度公司成立特许状。根据议会的决定，公司拥有21年的远洋贸易垄断经营权。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开始向居民发售股票，首期募集650万荷兰盾，其中阿姆斯特丹的居民认购了57%，成为控股股东，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公司诞生了！东印度公司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全球最赚钱的公司，纵横海上40年，荷兰人逐渐控制了全球贸易的40%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开启海洋霸权时代。

公司制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股份公司制度与之前的企业制度有什么不同？

与之前的企业制度相比，股份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有限责任”，“欠债可以不还”，“还能随时开溜”，这无疑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冒险精神，鼓励投资者、投机家和水手们跨越重洋、攫取暴利；同时，也给市场释放了巨大的风险，股份公司将远洋业务的巨大风险转嫁给了投资者。远洋业务（贸易、掠夺）存在天灾人祸、职业经理人跑路、周期长（甚至有去无回）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当投资人把钱投给公司后，即便是皇家公司，心理也是惴惴不安。东印度公司规定，首次分红是在十年之后，而等不及分红、担心不确定性风险的股东们，开始想办法、讲故事，把手中的股票转让出去，一来投机获利，二来转移风险，股票交易积少成多，阿姆斯特丹就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股票市场的价值是提供了股权交易的流动性，为投资者退出获利、转移风险创造了便利。

从股份公司制的诞生，到股票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完整的股票经济体系（股票通证经济模型）。

人类经济制度及创新的三大历史规律

人类经济制度一个闭环：增强激励—释放风险—管控风险—管理预期

人类经济制度创新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吹气球的过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激励人们往里气球里面吹气，里面的气越多经济效益越大，同时气球爆炸的风险也在快速，当边际风险指数到达无穷大时，气球就爆炸了，市场出现外部性，进入负反馈，然后制度创新以风险失控而告终。人类历史上很多经济危机都源于制度创新的风险失控，如次级贷款、楼花机制。

不过，人类理性的智慧提高制度的修复性，有意识地管控风险，进而管理预测，促进市场出清和正反馈。400多年来，无数次公司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盘，股票经济体系为其冒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于是，人们不断地完善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制度，推行组织管理，聘请职业经理人，实行信息披露制度，打击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等等。如今，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已经告别了当年皇家授权、全民投机、水手冒险的疯狂状态，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主体和财富创造者。

所以，人类经济发展史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更换和管控“大气球”的过程，气球越大经济效益越大。

人类经济制度两大核心：组织制度和交易制度

一个通证，两个制度，通证是心脏，两个制度是左膀右臂。组织制度和交易制度，是通证经济体系的两大核心，一个负责经济效益产出，一个负责效益分配。股票是一种股权凭证，股票通证经济以股权凭证为核心构建股份公司制度和股票制度。信用货币是一种通用债权凭证，货币通证经济以货币为核心构建央行法币发行制度和金融交易制度。以美元为例，美联储是发行和监管美元的组织单位，商业银行、外汇市场、商贸市场、投资银行和其它金融市场构成了美元的交易制度体系。其中，商业银行是美元的租赁市场，外汇市场是美元的货币交易市场，商贸市场是美元的商品交易市场，投资银行和其它金融市场是美元的投资交易市场。组织制度和交易制度需要构建一种紧密而制衡的关系，以防止垄断和操纵市场。股票市场监管上市公司，央行监管商业银行和外汇市场。

人类经济制度三大维度：风险性、激励性、流动性

从社会发展历史来看，人类权益具有降维、分权和流动性三大趋势。一个经济制度具备风险性、激励性和流动性三大维度，一个好的经济制度要做到风险可控、激励最大化和强流动性。风险性和激励性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高收益、强激励、高风险，但是高风险不一定强激励。流动性对风险性和激励性有一定的影响，流动性提供了退出机制，有激励作用，同时转移了风险。但是流动性过高，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也会增大风险，伤害激励性。

经济制度设计要做风险性、激励性和流动性相互匹配。金融制度的创新，就是这三大维度的平衡。金融的本质是经营风险，而不是创造效益。因为金融只要释放风险就可以激励市场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风险也非常大。一家银行坏账率过高、过低都不合理，坏账率过高说明扩表厉害或风控失当，过低说明激励性和流动性不足，甚至可能出现逆向选择。所以，金融机构最核心的经营思想是平衡艺术，经营好风险，平衡好资产的风险性、激励性和流动性。

让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实现权益降维、分权和流动性可以增大激励性和分摊风险。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的诞生，让民间资金汇聚到公司成为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同时又将风险分割为分享财富的成本，让人们自愿承担。股票市场提供的流动性，为投资者转移风险、获利提供了便利条件。信用货币无法刚性兑付，但是央行通过维持货币价格稳定和以资产公开市场操作，保障市场的流动性，为持币者退出创造便利。

股票是一种通证，构建了以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为核心的通证经济体系；货币也是一种通证，构建了以央行和金融市场为核心的通证经济体系。股票和货币为区块链制度创新和通证经济模型设计提供了绝佳的参考。根据上面分析，区块链经济制度以通证为核心，创造一种风险性、激励性和流动性匹配的组织制度和交易制度。

本质上，区块链经济制度需要创造一个“大气球”，一个经济规模更大、经济质量更高、市场流动性更强、激励性更强、风险可控的“大气球”。事实上，自2009年，比特币诞生后，中本聪向市场投放了一个想象空间无限的“大气球”，这是一个具有分布式技术特征的全球性的、无边界的市场，我们称之为区块链经济或通证经济。这十年，加密货币市场率先崛起，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为此疯狂，不断地往里“吹气”，气球快速膨胀，其中比特币在2017年底涨到2万美金。随后，比特币和加密货币市场沿着资产泡沫经典走势图崩盘，市值大幅度缩水，如今比特币已经跌去60%多，不少TOKEN破发甚至归零。

不过，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场郁金香般的泡沫，因为加密货币不等于区块链，区块链技术开创的新经济体系已经不可阻挡。如今区块链经济正在经历“增强激励—释放风险—管控风险—管理预期”闭环中最为艰难的“管控风险”。与股票和法币相比，TOKEN是一种激励性更强、流动性更强、风险性更大的“跳跳糖”。如何降低这些“跳跳糖”的熵，让他们像朋克一样适度冒险又不失创造？

四重经济制度体系：国家机制、分布式自治组织机制、企业机制、市场机制

我们同样需要创造组织制度和交易制度，区块链的世界里称之为分布式自治组织（DAO）和去中心化交易所（DEX）。由于这两个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给区块链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和各种误解（去中心化交易所依赖于技术进步，暂且忽略）。

分布式自治组织，全称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它不是国家机制、市场机制，也不是企业机制，甚至不像是公司。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是否需要这种组织的存在，或者这种组织是否适合区块链经济。

根据上面的分析，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我们以交易成本的大小将经济制度区分国家机制、企业机制、市场机制。现实中，是否有些经济组织游离于三者之外？或者有些经济组织的制度设计正在突破企业机制或国家机制？行政垄断性国有企业，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性企业，严格上不能算是公司，也不能算是国家机构，更像是一种集合企业特性、政府授权、涉及公众利益的社会机构。还有中央银行，全世界来看，有些国家的央行是私企，有些是政府机构，有些是受政府监管的公共机构。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从出资人看是私企，从权力来源来看是公众机构，从利润分配来看是财政部的创收部门，从组织目标和承担职能来看是个“大家长”，从经营权限来看是美联储主席的私人舞台。

区势传媒Locke发现，有些经济业务，如货币发行、金融交易、航天军工、互联网基础设施、社保基金，或关系公众利益，或具有社会性质，或覆盖全球范围，或关系政府利益；如果采用国家机制，不利于资源配置或引发挤出效应，交易成本很高；如果采用企业机制，有些投资大周期长收益低，公司不愿意介入，有些公司自由竞争介入造成资源浪费，有些垄断企业进入又导致市场低效、资源错配，交易成本也很高。这些经济业务由于横跨部门多、涉众利益广、经济关系复杂，推高了交易成本高，导致企业机制的微观计划、市场机制的中观调节与国家机制的宏观调控效率低下。

有没有一种新型的制度可以降低这些经济业务的交易成本？

分布式自治组织或许是继国家机制、市场机制和企业机制之后的第四大制度创新，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开辟一条中间路线，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平衡二者的冲突，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分布式自治组织是如何实现的？

分布式自治组织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协作，平衡更多不同的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互联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信息浪潮几乎荡平了信息屏障，大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电子交易的成本。但是，中心化的信息技术无法解决信息真伪、交易真假等信任问题，基于信任的交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近些年，随着加密技术、P2P网络技术的进步，分布式计算结合博弈论、货币经济学理论形成了突破，以区块链技术横空出世。区块链的以分布式数据储存、点对点传输、加密算法、不可逆、可追溯等技术应用，大大降低了信任成本，着力解决信息互联网无法解决的基于信任的交易成本。在信息互联网时代，中心化技术降低了基于信息的交易费用；在价值互联网时代，区块链技术降低了基于信任的交易费用。区块链通过分布式账本和智能合约改善生产关系，主要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数字化、代码化。区块链技术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必然伴随着去中心化制度的安排，而这个制度就是分布式自治组织。

区块链的低边际成本和网络效应对降低交易成本发挥重要作用。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当公司遭遇跨国、跨文化、跨层级的管理瓶颈时，内部的边际成本大幅度提高。现实中，传统企业最大主体承载极限是百万级别，国家是亿为计，互联网企业可以达到十亿级，而分布式自治组织可以是无国界百亿级。原因是区块链的边际成本非常低，远远低于市场交易成本，可以无限扩张，极大地拓展了分布式自治社区的边界。另外就是区块链的网络效应。由于互联网产品、资源和数据的可复制性，区块链产品一旦开发出来，随着介入用户的增加，边际成本递减甚至趋于零，边际效用递增，形成强大的网络效应。具体关注区势传媒Locke发表的《区块链的网络效应能否干掉互联网？》一文。

区块链经济的激励性来自TOKEN的全球化流动性以及分布式自治组织的数字权益的确权、降维和分化。在分布式自治组织中，权益获得分布式账本的保障，无人可剥夺和篡改。科斯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产权理论，强调产权确权对经济的激励作用。工业社会解决实体经济产权问题，区块链则解决数字资产产权问题。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数据储存将虚拟资产私有化，解决了虚拟资产的产权归属及配置问题，真正让用户享有数据资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另外，权益的降维和分化，区块链经济和维持自治组织的重要激励因素。权益精准分化和降维，促进权益分配更加合理，从而达到提高激励性的效果，构建一套高效的自治规则。本质上是，区块链经济实际上是产业分工和权责利均等的规律趋势，让承担责任、做出贡献（业绩）、付出劳动（智慧）的人，匹配相应的权力和收益。产业分工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专业化的人来操作，专业化的人承担责任，必须赋予他相应的权利和收益。简单理解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匹配相应的报酬和权利。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自治组织。在区块链的理想世界里，管理代码化、程序化，代码即宪法，组织不再是金字塔式而是分布式，权力不再是中心化而是去中心化，管理不再是科层制而是社区自治，组织运行不再需要公司而是由高度自治的社区替代。有没有一种成熟的分布式自治组织模式？分布式自治组织模式还出探索阶段，Locke认为美联储模式对分布式自治组织设计具有借鉴意义。可参考阅读区势传媒《美联储：通证经济模型的典范》一文。

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经济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经济制度体系。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承人同样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国家机制，又将经济制度拓展为三重经济制度体系。根据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新制度经济学区分了市场、企业与国家的边界，但是依然没有解决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公众对央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忧心忡忡，但将发币权下放到私人单位，显然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区势传媒Locke仍依据交易成本理论，将三重经济制度体系扩展到市场、企业、分布式自治组织、国家四重经济制度体系。通过分布式自治组织的技术优势，解决企业与国家“两难”的交易成本问题，扩展市场边界，降低企业的内部协调成本和政府的宏观干预。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融合加速的今天，金融全球化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市场多元需求与政府行政垄断之间的矛盾、经济利益差异化与公共利益排他性之间的矛盾、产业跨界融合与企业管理边界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经济权益和公共权益分配、流动越来越精细而复杂，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我想，分布式自治组织不失为一种新选项。